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经常有观众在一个展柜前驻足许久，啧啧感叹“原来大名鼎鼎的‘小飞乐’长这样。炒了这么多年股，还是第一次看到真股票”。而展柜中展示的正是被称为“新中国‘第一股’”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 1984年。那是个什么年份？那是咱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正劲头十足的时候。当时的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是个脑子活络的人。他瞅准了当时上海滩最时髦的“音乐茶座”生意，想搞个新企业生产音响。但这事儿有个硬伤——缺钱。 没钱咋办？秦厂长在工商联的会议上听老一辈工商业者聊起过旧上海集资办厂的事儿。正巧，那年7月上海出了个《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秦厂长一拍大腿，决定“吃螃蟹”：向职工发行股票集资！ 可这事儿在当年太超前了。职工们心里犯嘀咕：这股票是个啥？买了能不能退？是不是资本主义那套？为了打消顾虑，秦其斌干脆决定向社会公开发行。1984年11月15日，《新民晚报》发了个不到500字的“豆腐块”新闻，说飞乐音响要发股票了。 结果您猜怎么着？老百姓的热情简直像把火。 11月18日发行当天，飞乐电器总厂的门房直接变成了临时发行处，队伍排得那是见首不见尾。这股票每股面值50元，一共才发行1万股。这在当时叫“小飞乐”，因为它不仅能分红，而且没期限、不能退股但能转让流通。这就意味着，它是一张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股票。 这事儿本来是上海滩的一个小插曲，但两年后，一次外交事件直接把“小飞乐”推向了世界舞台，让它成了名副其实的“传说”。 1986年11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带团来北京。这可是全球金融界的大佬。咱们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他时，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举动——直接送了他一张“小飞乐”股票！ 这里头还有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当时为了准备这就礼物，央行从沈阳、广州找了好几个样张，结果范尔霖这类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瑕疵”太多，有的缺要素，有的印刷不达标。最后还是上海连夜送来的“小飞乐”争气，不仅由印钞厂按人民币工艺印制，防伪、要素一样不差。为了表示这股票是真家伙、真实有效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副行长周芝石还特意在股东栏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范尔霖接过股票，整个人都兴奋了。这位见惯了华尔街风云的大佬，当即决定修改行程，必须要去上海亲自办理过户。 接下来的这一幕，简直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范尔霖到了上海，自掏腰包2000美元，请了两辆警车开道护卫，一路鸣笛开到了南京西路1806号。那是哪儿？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 但这“交易所”跟范尔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没有高耸的大屏，没有喧嚣的红马甲，甚至几个月前这儿还是个理发室，总共就12个平方！范尔霖站在这个狭小的屋子里，却动情地说：“美国的股票交易最初就是在华尔街旁的梧桐树下开始的。” 就在这个前身是理发室的小屋里，工作人员帮他办了过户，还免收了1块钱的手续费。范尔霖拿到了写有自己英文名字的新股东卡。这一刻，改革开放后外国人交易中国股票的“第一单”正式完成。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张“小飞乐”不仅是一张凭证，它更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通往现代金融体系的大门。 其实，要是放眼全球，股票这玩意儿真不是啥新鲜事，它是人类商业文明“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的宝贝。早在中世纪的法国图卢兹，为了建水力磨坊，市民们就搞出了“巴扎克磨坊公司”，那发行的“乌查股”连羊皮纸都用上了，还得看天吃饭，水大股价涨，干旱股价跌。 再看17世纪的荷兰，那是现代股票真正的祖师爷。为了去海上这这个充满未知的地方抢香料，荷兰人搞出了东印度公司。这公司厉害在发明了“有限责任”，你投多少钱最多亏多少，不用搭上身家性命。 这一下就引爆了全民炒股，连修鞋匠和卖菜大妈都抢着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就在那时候诞生了，比咱们早了300多年。 到了工业革命时期，股票更是成了“吞金兽”和“发动机”。修铁路得烧钱吧？英国大西部铁路、美国宾夕法尼亚铁路，全是靠发股票集资修起来的。那时候华尔街还是个乱糟糟的集市，但正是这些资本的力量，把铁轨铺满了大陆。 当然，咱们也得承认，股票这东西自带“魔性”。它能创造奇迹，也能制造灾难。20世纪初美国那会儿，全民炒股炒疯了，连著名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都信誓旦旦说“股市永久繁荣”，结果1929年大崩盘，一夜之间底裤都亏没了，全球经济跟着大萧条。还有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是个公司带个“.com”就能飞上天，最后纳斯达克跌得亲妈都不认识，无数公司成了炮灰。 这些血淋淋的历史教训，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没有监管的股市，就是一辆没有刹车的跑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