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特务头子李修凯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地下党员，地下党员大喊：“狗特务”，李修凯却直接冲上去抱住他：“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吧！” 1949年12月的重庆，山城的雾气里还透着刺骨的冰凉。中华路德胜戏院门前的石板路上，一场足以载入影史的荒诞剧正在众目睽睽下推向高潮。 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像野兽一样在雪地上翻滚、四肢死死交缠。其中一个精瘦的汉子扯破喉咙尖叫：“抓特务！快来人，他是保密局的狗特务！”而跨坐在他身上的男人不仅没逃，反而像铁钳一样箍住对方，声如洪钟地咆哮：“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老子正愁找不到你，跟我去自首！” 路过的警备战士端着枪围了上来，一时间竟分不清谁才是该被扣上锁链的那一个。 这种身份的错位，正是那个大时代最离奇的注脚。施暴者叫李修凯，头衔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少将副区长。被按在地上疯狂挣扎的，则是原中共重庆工委副书记、直接出卖了江姐等无数烈士的头号叛徒——冉益智。 时间倒回半个月前，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整座城市的权力版图瞬间推倒重来。当同僚们还在像无头苍蝇一样往机场钻、试图挤上那少得可怜的逃命机位时，干了一辈子特务的李修凯展现出了极其毒辣的生存直觉。 他明白，外逃的窗口期已经关死。想要在红色的新政权下活命，靠躲是躲不掉的，唯一的生门是“止损”。 他在国府路308号——当时军管会公安部驻地“范庄”的门口徘徊了两天。这两天是他人生中最高浓度的博弈，他在评估新政权的信用：共产党的“宽大处理”到底是真金白银的政策，还是诱捕的幌子？ 12月的一个深夜，他敲开了公安部三科科长熊良晨的家门。李修凯从怀中缓缓取出的，并非伤人暗器，而是两支擦拭得锃亮的手枪、两根分量十足的金条，还有一份记录着关键人员信息的机密名册，一旦泄露，足以让整个隐秘联络体系陷入混乱。 这番“倾家荡产”式的投诚，换来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政治平衡：他获得了不被关押的自由，甚至吃上了象征优待的“中灶”伙食。但新政权不养闲人，李修凯明白，他得从“猎物”转化为“猎犬”。 于是，这位曾经的少将变成了走街串巷的编外侦查员。他在人群中游荡，用那双职业毒眼搜寻旧部的踪迹。而冉益智，就是他在德胜戏院门口嗅到的最大一笔“奖金”。 冉益智的处境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因果报应。这个曾因软骨头而导致重庆地下党组织毁灭性瘫痪的男人，在被国民党榨干价值后，像垃圾一样被丢弃在了重庆。撤退的飞机上，连特务们的家眷都有座位，却唯独没给这个“大中校”留位置。 在街头被李修凯按住的那一刻，冉益智的逻辑还停留在旧江湖的尔虞我诈里。他先发制人喊“抓特务”，是试图玩一场“信息差”的豪赌——如果能亲手抓住一个保密局少将，是不是就能洗白自己出卖江姐、涂孝文等人的滔天血债？ 这正是最讽刺的地方：一个背负血债的背叛者，试图用“立功”来对冲“罪孽”。而一个原本的职业屠夫，却通过“规则套利”成了捕捉叛徒的判官。 闹剧在公安二处的工作人员面前戛然而止。当冉益智还在声色犬马地指控李修凯时，一名工作人员冷冷地打断了他：“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是冉益智，那个大叛徒。” 这句话，直接判处了冉益智政治生命的死刑。在红色的审判逻辑里，身份可以重塑，但血债无法对冲。李修凯交出的是名单，是未来的情报价值。而冉益智欠下的是渣滓洞那些无法生还的灵魂，这种账，新政权从来不算糊涂账。 1952年，冉益智在刑场上结算了他可耻的一生。同年，李修凯病逝。 尽管两人都曾立于旧时代的阴影中，但结局却天差地别。李修凯的抉择，不仅让他保全了人生最后的体面与尊严，也为家人带来了安稳保障。在相关部门的妥善安置下，他的妻子王芸得以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有了可靠依靠，不必再为生计担忧。 这场街头偶遇，本质上是人性在绝境中的两次投机：一个看清了时代的底色，选择了彻底的断舍离。另一个却试图在满手血腥时继续玩弄权谋。历史最终在中华路的雪地上，借着那个荒诞的拥抱，完成了一次最公正的筛选。 参考信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4-12-17).“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重温白公馆渣滓洞烈士留下的血与泪的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