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等新四军高级将领在南坎召开秘密会议，岂料报务员叛变，众将领返程路线被南通日军司令小林信男掌握。小林如获至宝，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制定截杀计划！ 时间落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南通日军司令部收到一份特别密电，会议时间地点、参会姓名、返程线路写得过细，像把猎物直接摆在桌面。 更刺眼的一点是，这份密电不是日军在外面截来的，出处指向新四军自己的电台。 电报科那名报务员平日看着木讷老实，暗地里早被特高课发展，这回看见会议情报，索性把完整路线一并送了出去。 小林信男拿到情报就把地图摊开，南坎周围河道和路口被一圈圈标上记号，四个日军大队外加两个伪军师被点名抽调，截杀点落在干部返程的要道上。 伪七师师长施亚夫也在会上。 他穿着汪伪中将的制服坐在角落里，心里却清楚这些名字意味着苏中指挥体系的骨架，真让伏击按图推进，后果不只是几个人的安危。 施亚夫出身南通唐闸，早年就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一九三四年被捕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一九三七年南京遭轰炸时趁乱脱身，回乡后重新归队。 一九四〇年起，他按组织安排以投靠汪伪作掩护，在南通拉起县宪兵队和特务队，一九四一年绥靖军第七师成立，他顺势坐到师长位置，成了日伪眼里能用的自己人。 日军混成旅团长南浦对他一直不放心，曾当面试探他同共产党有关，施亚夫表面应对过去，心里更添一层警惕。 这次作战会上，小林信男反复强调情报百分之百可靠，来源就是潜伏在新四军电报科的报务员。 这句话等于把内奸位置点亮，施亚夫听完不再争辩，转身就得想办法把风声送出去。 会间休息，他借口离席，把副官叫到身边，用最短的字写下要点，南坎会议暴露，日军四个大队两个伪军师出动，重点堵返程道路，尽快送到交通站转交叶飞。 纸条被塞进副官口袋，车子挂着伪军旗号冲出城，情报顺着秘密交通线一站站传递，绕开电台测向，终于落到新四军手里。 施亚夫回到会场还做了个姿态，向小林信男提出南坎北面东面临海，不像是谨慎的人物会选的开会地点，情报未必没有偏差。 小林信男不耐烦，依旧咬死情报可靠，部署照旧推进。 消息送到后，粟裕没有迟疑。 南坎会议刚散，各路干部已经分头上路，原定路线走下去就会同伏击线对上。 他当即派出骑兵和通讯力量分路追赶，把改线要求送到每一支返程队伍手里。 南坎附近部队同步转移，集中力量被拆散成机动小分队，给日伪的合围找不到发力点。 考虑到日军测向器盯得紧，他又下令电台进入静默状态，先把声音按下去，让对方的耳朵只能对着一片空白。 这场拦截里最让人捏汗的是管文蔚那一路。 他走海路坐船离岸较远，陆上追赶一时够不到，只能靠沿海交通线和地方力量去接应提醒。 沿海的船只、渔民、交通员被动员起来，提前在可能靠岸的位置设法拦截示警，引导改换上岸点。 管文蔚终究避开了弶港等重点埋伏区，从更安全的地点登陆。 日军按原计划推进，南坎周边的伏击点从清晨守到白天，等来的不是新四军高层车队，只是空荡荡的道路和零散遭遇。 有的日伪分队还撞上机动中的新四军小股兵力，吃了亏。 司令部里说得志在必得的围猎，落到现场成了竹篮打水，参会干部基本都安全回到根据地。 事情没有到此为止。 新四军保卫部门拿到线索后在电报科逐个排查，半个月左右把潜伏多年的报务员揪出，查实叛变后按军法处置，队伍里那条裂缝被及时堵住。 施亚夫也没有就此露面。 他仍要在伪军体系里稳住位置，既要应付日军的怀疑，也要把内部消息继续送出，为下一步行动争取时间。 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凌晨，形势逼近临界点，施亚夫率部在如西独立团接应下于如皋与靖江交界处东藏庄起义。 当晚军民联欢，起义部队被编入苏中军区通如人民抗日纵队，伪七师的番号从此退出历史。 回头看这次风波，关键不在日伪兵力多少，而在情报传递、反制决断、路线调整三件事。 一张密电把危险推到门口，另一张纸条又把门口的危险推开。 更实际的变化落在规矩上，重要行动的线路不再过早固定，备用方案和通信纪律被提到更高位置，后来的苏中斗争才有更稳固的底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