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公有制的本质：从全民所有演变成官僚所有，当财产属于所有人的时候，它实际上不属于所有人；而当财产不属于任何人的时候，它却只属于那些有权处置它的人；苏联的公有制本质上就是一场没有主人的代理人的狂欢。 苏联宪法里写得清清楚楚，土地、工厂、矿山、森林这些生产资料都归全民所有，意思就是全国人民都是主人。理论上听起来很公平，大家一起拥有，谁也不能单独拿走。可现实操作下来，这个“全民所有”很快就变味了。财产名义上属于所有人，结果没人真正当家做主。工人进厂干活，农民下地种田，他们名义上是主人，却连自己干的活儿该怎么安排、产品卖多少钱都说了不算。决策权全集中在上面一层一层的手里，最后落到具体管事的人手上。 1920年代后期，斯大林把权力抓得越来越紧，干部选拔方式也跟着变。1923年左右，俄共中央搞出了第一批职位名单制度，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诺门克拉图拉。党的组织部门把全国关键岗位列成册子，从中央部长到地方党委书记，从大工厂厂长到集体农庄主席，全都得从这份名单里挑人、调人、撤人。干部的升降去留不再靠群众选举或者个人表现，主要看上级点头。这套名单制度一建起来，管理权就逐步从“全民”手里转移到这些名单上的人手里。名义上是全民财产，实际上谁有权签字、谁能批条子，谁就掌握了实实在在的控制权。 到了30年代，这套体系已经铺开全国。干部层级分明，待遇也跟着拉开差距。高层有专用住房、专用商店、专用医疗，普通人排队买东西，他们直接拿证件去特供点提货。财产归全民，可日常处置权在干部手里。工厂要生产什么、产量多少、原料怎么分，全是上面下计划，下面照办。工人只能按指令干活，没法决定多生产点好卖的东西，或者少浪费点材料。集体农庄也是一样，种什么、怎么种、上交多少，全由上级定，农民多劳也多不上自己兜里。 勃列日涅夫那段时间，情况更明显。干部职位基本坐稳了，很多人一干就是几十年不动窝。特权制度化得更彻底，黑海边、莫斯科郊外盖起一片片别墅区，高级干部周末开车过去住，警卫站岗。商店里进口水果、肉类、酒随便拿，普通市民还得凭票排长队买面包。乌兹别克棉花案就是典型例子，当地领导集团多年虚报产量，从中央套走巨额补贴，实际棉花产量远没那么高，钱进了小集团腰包。案子曝光后牵出几十亿美元的窟窿，说明虚假报表、挪用资金已经成了常态。 公有制本来想消灭私有制，结果造就了一个新的控制阶层。这个阶层没有财产所有权证，却能决定财产怎么用、给谁用、怎么分。工人农民名义上是主人，实际上连监督的渠道都没有。管理层成了代理人，没有真正的主人盯着，他们的处置权就慢慢变成个人或小圈子的利益工具。设备该更新不更新，物资该节约不节约，计划靠加水分完成，浪费和低效越积越多。财产“属于所有人”成了空话，因为没人能真正行使所有权；财产“无人所有”的时候，反而只有那些手里有权的人能随便动。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想改，提公开性、加速发展，给企业放点自主权。可名单上那些人已经坐得太稳，利益盘根错节，改革推不动。后面私有化一启动，很多国有资产通过各种途径转到私人手里，原先的干部或者他们亲属不少成了新老板。 说白了，苏联公有制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想让财产属于大家，结果谁都不负责；想让大家当主人，结果主人找不着。代理人没有主人管着，就开始自己玩自己的。历史走完这一圈，留下的教训挺扎心。财产归属写在纸上容易，真正管好用好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