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差一点就分裂成了两个国家。这不是危言耸听，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都心照不宣的想法。 那一年，长江边上站着的不只是国共两边的军队，还有美国和苏联的影子。斯大林那边，虽然档案里没明说，但风声早就传过来了：别过江，见好就收，搞个“南北朝”算了。美国人更直接，白皮书甩出来，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你们要是敢打过长江，我们就联合整个西方世界封锁制裁你。甚至把第七舰队都开到了长江口，炮口对着江北。 最嚣张的是英国人。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的前一天，英国皇家海军的“紫石英”号护卫舰大摇大摆开进长江，无视解放军的警告。他们还以为这是一百年前呢，以为他们的军舰可以在中国的内河里横着走。结果呢？解放军的大炮说话了。一顿猛轰，“紫石英”号被打得挂起白旗，搁浅在江边。后来英国又派了三艘军舰来救，又被轰了回去。四艘英国军舰，死伤一百多人，最后灰溜溜逃出长江口。这一仗，把英国人打醒了，也把全世界打醒了——那个架起几门炮就能征服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压力远不止这些。蒋介石那边更是签了一堆卖国条约，就等着美国人帮他守住江南半壁江山。如果当时真听了美苏的“劝”，长江以南就会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长江以北就成了苏联的战略缓冲区。中国就会像后来的朝鲜、德国一样，被活生生劈成两半。 那为什么最后我们还是打过长江去了？为什么“划江而治”成了泡影？ 第一，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那股子“不信邪”的劲儿。毛主席当时说了一句特别硬气的话：“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什么意思？打日本要持久战，但打老蒋必须速战速决，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更不能给外国人插手分裂中国的机会。1949年元旦，蒋介石假惺惺发表《新年文告》要“和谈”，毛主席立刻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告诉全党全军：敌人不会自行消灭，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第二，是国际形势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窗口期。就在我们准备渡江的时候，欧洲出大事了——柏林危机爆发了。1948年6月，苏联封锁了西柏林，美国组织大规模空运，美苏在欧洲剑拔弩张，第三次世界大战仿佛一触即发。全世界的目光都盯在德国，谁还有多余的精力来管远东的中国？这个时间差太关键了。柏林危机到1949年5月12日才结束，德国正式分裂。而我们的百万雄师，在1949年4月20日晚上就已经开始渡江了。等美苏回过神来，我们的红旗已经插上了南京总统府。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人心和力量。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精锐主力已经被消灭了154万多人。解放军从127万发展到400万，士气正旺。而长江对岸的国民党军，虽然还有70万，但都是七拼八凑的残兵败将，根本守不住那条所谓的“千里江防”。更重要的是，江北的老百姓用最朴实的方式支持解放军。光是苏北、皖北就筹集了运送了3.4亿斤粮食，山东妇女赶制了200多万双布鞋。渡江的船从哪里来？是老百姓把自己的渔船、货船，甚至门板都捐了出来。第三野战军仅在苏北就筹集了2.1万艘木船，动员了1.9万名船工。一位老将军后来动情地说：“我们是人民用双手托着送过长江的。” 所以，当1949年4月20日晚，毛主席和朱老总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在西起湖口、东到江阴的千里江面上万船齐发的时候，结局就已经注定了。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宣告垮台。 回头想想，真是后怕。如果当时我们犹豫了，退缩了，听了那些“划江而治”的“好言相劝”，今天的中国地图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像朝鲜半岛那样，一条线划开，骨肉分离？会不会像曾经的德国，一道墙隔着，亲人不得相见？ 历史没有如果。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魄力、智慧和牺牲，抓住了那个稍纵即逝的历史窗口，把分裂的苗头彻底掐灭在了长江边上。他们知道，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分久必合是主流，凡是偏安一隅的，从东晋到南宋，再到南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们更知道，国家的统一，是子孙后代最大的福气。 这就是为什么，当毛主席写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时候，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那不是一句诗，那是一道命令，一个民族的誓言，一个向全世界宣告的决心：中国的命运，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分裂。 七十多年过去了，长江水依旧东流。但我们都应该记得，1949年春天，有一群人，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咬着牙，迎着炮火，把一条大江变成了通途，把一个国家从分裂的边缘拉了回来。这不是运气，这是胆识，这是远见，这是一个古老民族走向新生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