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王自正持枪冲进了军区政委的卧室，政委连忙呼叫警卫员，谁知，2个警卫员，一个吓得不敢出门，一个在干“荒唐事”。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70年深冬，春城昆明的黎明前寒意刺骨。 十二月十七日凌晨，几声突兀的枪声撕裂了军区大院的宁静。 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发生了——昆明军区政委、开国中将谭甫仁与夫人王里岩，在自家住所内遇害。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这位从井冈山烽火中走来、历经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建战功的老将军，没有倒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却在和平时期的军区核心驻地遭遇不测，这无疑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信号。 事件迅速层层上报，直至中央。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闻讯后深感震惊与痛心，严厉指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彻查此案，限期破案。 事件的起因，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一项名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密切相关。 此前，一封来自河南的举报信，揭发了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的历史问题。 信中指出，王自正原名王志政，在解放前家乡的土改斗争中曾有严重劣迹，并涉嫌命案，是改名换姓后混入部队的。 面对如此严重的政治指控，作为军区政委的谭甫仁依照组织原则，果断批示对王自正实行隔离审查。 这一审查便是漫长的七个多月。 对于王自正而言，这无疑是一次终极审判，他深知自己过往的罪行一旦被查实，将面临极严厉的惩处。 在隔离室中日复一日的煎熬里，恐惧与绝望逐渐发酵，最终扭曲成一种同归于尽的疯狂报复念头。 而更为致命的是，王自正本人的职务是保卫干部，他对整个军区大院的内部布局、岗哨设置、工作流程乃至可能存在的管理盲区都了如指掌。 这份“专业”知识，恰恰成了他日后实施犯罪最可怕的工具。 时间来到那个致命的凌晨。 王自正不知用何种方法，竟然从关押地溜了出来。 他凭借对环境的极度熟悉，像幽灵一样在黑暗中穿行，先是潜入保卫部门的办公室，盗取了手枪和子弹。 武装起来后，他径直向谭甫仁居住的独立小院摸去。 一个不幸的巧合是，当时正值部队外出拉练，院内本应配备的多名警卫人员大部分被临时抽走，仅剩下两名经验相对不足的年轻战士值班。 而就是这两道最后的防线，在危机降临的瞬间彻底崩溃了。 据事后调查，一人因与首长家保姆存在不正当关系，听到枪声和呼喊后，竟误以为是自己的丑事败露，吓得躲在房内不敢出声。 另一人则完全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懵，惊慌失措地躲藏了起来。 严重的失职，使得原本应是最安全的地方门户洞开。 王自正进入院内后，首先遭遇了谭甫仁的夫人王里岩，在逼问谭甫仁去向未果后，他残忍地开了枪。 枪声惊醒了谭甫仁将军。 这位老军人的第一反应是出事了，他立即起身，一边高声呼喊警卫，一边奋力拍打近在咫尺的警卫室房门。 然而，那扇门始终紧闭，无人回应。 就在这绝望的呼喊与拍门声中，王自正循声追至。 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谭甫仁将军不幸倒在了自家冰冷的走廊里。 制造了这起骇人血案后，王自正竟没有选择立即远走高飞，而是做出了一个极为反常的举动。 他悄然返回了原先关押他的那个隔离室，躺下假装睡觉，企图制造自己从未离开过的假象，其心理之冷静近乎冷酷。 天亮之后，惨案被发现，军区上下乃至高层为之震动，专门的调查组迅速成立。 最初的侦查方向自然集中在可能的外部敌特破坏上，但经过大量缜密排查，却一无所获，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关键的转机出现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上： 专案组在走访中了解到，院内一名十几岁的少年在案发前那个清晨，曾遇到一个面熟的男子向他问路，打听另一位领导的住址。 孩子回忆说，那人很像他同学王冬昆的父亲。 这条线索瞬间照亮了迷雾——王冬昆的父亲，正是被隔离审查的王自正。 调查方向立即扭转，随后的技术比对也证实了王自正的犯罪嫌疑。 抓捕行动旋即展开，自知末日来临的王自正在绝望中开枪自戕。 主犯虽已身亡，但悲剧引发的连锁反应与深刻反思却远未结束。 那两名在关键时刻严重失职、酿成大错的警卫员，最终受到了最严厉的军法审判。 而军区保卫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因这起发生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惊天案件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最终在深深的自责中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其结局令人无限唏嘘。 谭甫仁将军的遇害，是一起由个人极端罪行、关键岗位人员的严重玩忽职守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安全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共同酿成的巨大悲剧。 它犹如一记沉重无比的警钟，警示后人：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安全制度的严密设计、规章程序的严格执行、以及每一位从业者职业操守与责任心的切实秉持，都容不得丝毫的懈怠、麻痹与侥幸。 历史的教训往往以最惨痛的方式书写，唯有深刻铭记，方能避免重蹈覆辙。 主要信源：（中国网络电视台——建国后罕见高级将领遇刺案:谭甫仁被害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