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鲁迅对原配朱安说：“日本有一种小吃很好吃。”话音未落，朱安忙说：“是，大先生，我也吃过。”鲁迅皱眉看了几眼朱安，转身走开，从此一生都不和朱安说话。 一九零九年前后，鲁迅在江南教书，白天讲课，晚上对着一桌旧书。那天他随口说：“日本有一种小吃很好吃。”像翻出一段只属于自己的记忆。灶边忙活的朱安抬头，赶紧接上：“是，大先生，我也吃过。”鲁迅脸色慢慢冷下来，在日本几年他吃过什么心里有数，那种东西绍兴当时根本没有。这句“我也吃过”落在他耳里更像讨好，他沉默片刻，皱皱眉，瞥她几眼，转身走开，火在灶里烧，话搁在半空，这一幕成了两人距离的缩影。 一九零六年，他在日本剪辫子、穿洋服，信里已经明说“让姑娘另嫁为好”。绍兴老屋催婚不歇，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拍到东京，他只好回国。第二天，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六，婚礼照族规办起来。周家长辈心里直打鼓，这个大公子满身“洋气”，那天他却装上假辫子，穿好礼服，司仪让磕头就磕头。 新娘下轿先伸出一只脚。鞋太大，又塞了棉花，没站稳，绣花鞋掉在地上，露出一只裹得很小的小脚。朱安早听人说新郎喜欢“大脚”，硬挤进那双鞋，只想讨欢心。就这样，她成了周家“朱大太太”。 洞房那夜，她一遍遍小声说“睡吧”，鲁迅整夜不语。第二天，他抱着书去母亲屋里，半夜直接睡下。第三天还是如此。第四天，鲁迅和弟弟、朋友又上船去日本，一走三年，两个人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拉开了口子。 一九零九年，他回国在杭州、绍兴任教，住校远离家门。那几年他烟酒不离手，给朋友信里讲自己“荒落得差不多”，翻类书、辑古书，当成替代酒和女人的东西。这些材料后来成了《古小说钩沉》，书有了着落，婚房里那张床长期空着。 一九一二年蔡元培进京做教育总长，把鲁迅叫进教育部。临时政府迁往北平，他离开绍兴，在那城一住十四年，前七年多几乎独居。工资和积蓄一点点多起来，按理说接妻北上不算难，他从未认真提起。朱安留在绍兴，陪着周老太太，把三十多岁到四十出头的年华耗在老屋里。 一九一九年，鲁迅在西直门内八道湾买下十一号院，三千五百元，卖掉绍兴老屋，借了一部分，其余是多年积蓄。三进院落排开，外院他自己住并放书，中院给母亲和朱安，里院给弟弟们。朱安烧饭，他常常拿起筷子又放下；她缝好的衣服，有时会被他扔到院子里。她要是身体不好，他又会叫上人力车，亲自扶她去洋医院。朱安常对人说，周先生对她不坏，两个人没吵过架。 一九二三年夏天，他和周作人因为家务翻脸，兄弟“割席”。鲁迅决定搬离八道湾。走之前，他问朱安，是回娘家还是跟着走。她没有犹豫，选了跟着。八月二日，他在日记里写下“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砖塔胡同住了不到十个月，备了两只木箱，一只放要洗的衣服，一只放洗好的，衣物在箱子里来回，人很少正面说话。那句日本小吃的对话，就在这前后浮了一下，很快没了声。 一九二四年，鲁迅看中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年关把契约敲定。那年除夕，他在冷屋里喝烈酒、抽烟，翻账本算这一年的进出，心里盘着过完年就搬。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他们搬进西三条胡同新宅，房产写在鲁迅名下，屋里照旧分房。后来他把母亲从周作人那边接来。一九二五年，他收到许广平第一封信，四十五岁的年纪，生活多了另一条路。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他和许广平离开北京，一九二七年秋天在上海同居。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在上海病逝。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奔丧，周老太太已近八十，离不开人，她只好在西三条胡同旧书房设灵堂。一九四三年，周老太太去世，屋子里只剩她一个。鲁迅不在以后，她的生活多靠许广平，周作人也按月寄钱。老太太一走，她把周作人的钱推回去，很清楚大先生和二先生的关系已经断了。 战争年代，物价猛涨，她的日子越来越紧。桌上多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腌菜，有时候连这些也难保，只好“卖书还债”。她登报要出让鲁迅藏书。 许广平得知后托人去劝，说这些书是鲁迅的遗物，要守住。朱安抬头说：“你们总说要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此后她不再提卖书，还表示愿意把鲁迅遗物的继承权交给周海婴。有人捐钱，她一分钱没收。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凌晨，朱安在北京静静地走了。 前一天，鲁迅学生宋琳去探望，她已起不了身，神志还清楚，流着泪托他带话给许广平，说希望死后能葬在大先生身旁，再给自己供一点水饭，念几卷经，她想念鲁迅，也惦记许广平和海婴。第二天请人念经，第三天安葬在西直门外保福寺附近，没有墓碑。 她在北京过了二十八年，一生六十九个年头，最后像一阵风穿过胡同，只剩下几段零碎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