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解放那一年，村里的地主把田地全卖光了，因为他大儿子写信回来了，叫他卖的，不卖以后全部没收，啥也不会给你留下。     快解放那一年，村里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村东头的周老爷，要把家里祖传的两百多亩地，一股脑儿全卖了。     村里人三三两两地聚在祠堂门口的老槐树下，交头接耳，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周家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户，那地可不是一星半点，从村口的小河湾一直绵延到后山的缓坡，都是上好的水田和旱地。   周老爷守着这份祖业过了大半辈子，平日里虽说不上是敲骨吸髓的恶主，但也绝不是善财童子。   这么个把地看得比命还重的人，怎么突然就要把根给掘了？ 事情的起因，是一封从南京加急寄来的信，信是周老爷的大儿子写的。     周家大少爷是村里几十年来头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在南京念书，后来又留在那边做事，见多识广，是周老爷最大的骄傲，也是他在乡里挺直腰杆的底气之一。     往常的家信，多是报个平安，说说城里的新鲜事，可这一回不同，薄薄的信纸捏在手里，却像块烧红的烙铁。     信上说得很直白，没什么弯弯绕，天要变了，彻底地变。     北边很多地方已经换了日月，政策雷霆万钧，家里的地，是福是祸，就在一念之间，赶紧卖，能卖多少是多少，换成实在的硬通货，藏也好，带走也罢。     若是心存侥幸，想着藏匿或是转移，等到新天新地的大军一到，搞不好连人都要搭进去。     周老爷把自己关在存放地契账本的后厢房里，整整两天没露面。   账房先生和老管家守在门外，只听见里面不时传来长长的叹息，还有压抑着的、类似困兽的呜咽。     那不只是不舍，更是一种信仰崩塌的眩晕。     第三天清晨，周老爷推开房门走了出来，他把账房先生和老管家叫到跟前，嗓音沙哑却清晰地下达了指令，卖地。   不零敲碎打，要快，价钱比市面行情低两成，但有个条件，只收现大洋、金条，那些花花绿绿、一天变一个价的纸票子，一概不要。     他还特意加了一条，若是本村的佃户想买，可以再便宜半成，让他们先挑。   大多数佃户和贫农围着告示，他们窃窃私语，既眼热那便宜的地价，更琢磨着周老爷这反常举动背后的深意。     有那消息灵通、去镇上赶过集的人，便压低了声音说，北边真的“闹”起来了，穷苦人真的分到了地。     这话像一颗种子，在许多人心里悄悄发了芽，如果等着就能分到地，现在何必掏空家底，甚至背上债，去买这地呢？这钱，花得值当吗？ 他们未必全信外面的风潮能刮到这里，但“便宜”是实实在在的。     隔壁村的李老财，算是其中动作最快、胃口也最大的一个。     他一口气吃进了五十亩最好的水田，地契过户画押的时候，手指头都在微微发抖，是兴奋的。   卖地的过程持续了不到半个月，往日里充满威仪和算计的周家厅堂，变成了一个临时的交易所。   两大箱白花花的银元很快攒够了，周老爷连夜托了绝对可靠的亲戚，走小路送往南京的儿子处。     做完这一切，他在自家后院的空地上，他点起一堆火，把那些没卖出去的、边角零碎的地契，连同往年一些陈年旧账，一并扔进了火里。   那一刻，看着祖辈的名字和田亩数字在火焰中消失，他感到一种抽筋剔骨般的疼痛，但也有一丝奇异的轻松。     仿佛烧掉的不只是几张纸，更是压在他背上、即将把他压垮的一座大山。     地卖光了，周家也随之“塌”了，长工佣人陆续遣散，只留了一个老苍头看门。     周老爷脱下了绫罗绸缎的长衫，换上了和老农一样的粗布短打，周老爷，变成了村里人口中的“周老汉”。   又过了些时日，土改工作队进了村，丈量土地，划分成分，召开大会。     村里其他几户死守着田产、或是耍了些心眼把地暂时过到亲戚名下的地主，都被一一清算出来。   那位买了周家五十亩好地的李老财，因为田产骤然增加，也被重新划定了成分，吃了不少苦头。     人们这时才恍然想起周老汉当初的举动，背后藏着怎样的机心与恐惧。     轮到评议周老汉时，会场里安静了一会儿。     工作队的人翻看着寥寥无几的记载，村里人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工作队的负责人听完，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最后抬头看了看坐在角落、沉默不语的周老汉，只说了一句：“这个人，算是识时务的。”   成分定下来了，周家划了个“破落地主”，后来又改成了“富裕中农”，头上的帽子不算太重，日子能过得下去。     他摸出烟袋，慢慢地装上烟丝，心里却异常平静。     他想起儿子后来写回的信，信里说，那两箱银元在最困难的时候派上了大用场，保全了一家人在城里的生活。 祖产没了，尊优没了，但全家人的平安有了，晚年这份脚踏实地的安稳也有了。   这或许说不上什么智慧，只是一种在时代洪流面前，一个普通人为了活下去，所能做出的最本能、也最无奈的选择。     主要信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