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营长刘克先正在街边乞讨，忽然一个国民党士兵在他面前停下，他马上攥紧了藏在袖管里的半截刺刀，谁知这名士兵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低声说：“以后你就在这里等我，我给你送饭！”     一九三七年的冬天，甘州城的风，像沾了盐的刀子，刮在人脸上生疼。     城墙根下残雪混着污泥，刘克先裹着一块辨不出颜色的破毡子，蜷在“杨记骆驼店”旁边的土墙下。     他原本是红九军二十七师的一个营长，几个月前，倪家营子一场血战，队伍打散了。     他拖着一条伤腿，和仅剩的通讯员一路东躲西藏，靠乞讨熬到了甘州。   刘克先不敢细想，他只是觉得，自己大概也要像那些无声无息消失在街角的同伴一样，慢慢烂死在这异乡的寒风里了。   就在他觉得最后一点热气也要被抽干的时候，一双沾着泥雪的国民党军靴停在了他面前。     刘克先的心猛地一沉，右手悄无声息地缩进袖管，攥紧了里面藏着的半截刺刀，那是他最后的武器和尊严。     他等着皮靴踹下来，或者更糟，然而预想中的暴戾没有发生。     那士兵帽檐压得很低，迅速蹲下身，将一个还带着些许温热的杂面馍塞进他手里，同时用极低、极快的语气告诉他，让他以后就在这里等着，自己会给他送饭。   就在这时，一阵冷风掀起士兵的灰色军大衣下摆，刘克先瞥见里面腰带附近，缝着一小截东西，那是一截褪了色、却依然刺目的红布条。   他自己破烂的衣角里，也缝着同样一截布条，这是倪家营子失散后，一些战友彼此相认的、最隐秘也最危险的记号。   刘克先知道，他遇到了自己人。     这个兵叫刘德胜，原是红五军的战士，在倪家营子被俘后，被强行编入了马步芳的部队。     人虽然穿上了国民党军的灰皮，心却依然是红的。     他和其他几个同样处境的同志，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临时党支部，四处寻找、联络失散的战友。     甘州城里，像刘克先这样流落街头的西路军伤员还有不少，他们聚集在骆驼店附近，形成了一片绝望的营地。     就在不久前，几个伤员凑出藏在身上的最后几块银元，央求一位看起来面善的福音堂医院护士帮忙往外送个信。     护士拿了钱点头答应，可转眼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荷枪实弹的宪兵队。     自那以后，他对任何陌生的“善意”都充满了本能的戒备与怀疑。     直到看见刘德胜大衣里的那截红布条，那戒备的冰层，才开始出现裂痕。     第二天刘德胜果真来了，依旧穿着那身灰军装，他蹲在刘克先旁边，快速而低声地传递着信息。     他告诉刘克先，国共已经开始合作，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他们这个地下小组的任务，就是把找到的同志，一个个送过去。     他塞给刘克先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南滩街五十四号。     那张纸条很轻，捏在刘克先手里却重如千钧，它意味着“组织”还在，“回家”的路还在。 刘德胜低声告诉他，福音堂医院有“自己人”，能帮忙。     几天后，一个提着药箱、护士打扮的年轻女子来到刘克先栖身的角落。     她面无表情地蹲下，检查他溃烂的脚伤，动作熟练地清洗、上药。     就在包扎的时候，她借着身体的遮挡，将一张小小的硬纸片塞进他手心，同时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快速说道，明天清早有医院的马车来接他去“治伤”，让他准备好。     那张硬纸片，是一张福音堂医院的临时出入证。     第二天拂晓，一辆挂着医院牌子的马车准时出现，马车吱吱呀呀驶向城门，哨兵看了看证件，挥挥手放行了。   福音堂医院，长高金城，一位戴着眼镜、面容儒雅的大夫，以教会慈善事业为掩护，实际承担着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委托的营救任务。     在这里，刘克先得到了真正的救治。     一个多月后，刘克先的腿伤虽然未能痊愈，但已能勉强行走。     高金城为他换上一套干净的百姓衣裳，安排他混入一支往兰州运送药材的商队。   当刘克先终于站在兰州南滩街，仰头看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那块朴素的木牌时，这个在枪林弹雨里没皱过眉，在冻饿伤痛中没掉过泪的汉子，突然间浑身失去了力气。   后来他才知道，他走后不久，高金城院长的营救活动被敌人察觉，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被秘密杀害。     刘德胜在一次传递情报时险些暴露，在百姓的掩护下死里逃生，历尽艰辛回到了延安。     王定国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与谢觉哉同志结为伴侣。     据后来的史料记载，在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间，通过刘德胜、高金城、王定国等人构筑起的这条隐秘战线，前后共有三百多名西路军失散将士被找到，并送回了队伍。     三百多个几乎被遗弃在死亡边缘的生命，因为那一截截藏在衣角里的红布条，因为那些在黑暗中伸出的手，和那些提着脑袋也要兑现的承诺，重新找到了方向，汇入了历史的洪流。     主要信源：人民网《一位红军老战士的长征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