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知青刘小勇考上大学。临走前夜，17岁王爱娟含泪解开衣扣：“小勇哥，你要了我吧！”刘小勇却制止了她：“傻瓜，乖乖等我回来，毕业就娶你！”谁料，这一等就是五年。 刘小勇到陕北绥德插队已经四年，从城里学生变成扛锄头的知青，手上起茧，脸被风沙刮得发黑。 王爱娟住在他隔壁窑洞，父母早逝，跟着哥嫂生活，年纪不大却样样活计都能拿得出手。 春耕时他帮她拉犁，秋收时她替他缝补破衣，冬夜里他教她认字，她给他端来热乎的玉米糊糊，两个人在煤油灯下慢慢熟络起来。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村里，知青点一下子热闹起来，刘小勇翻出压在箱底的旧课本，心里既兴奋又没底。 王爱娟比他更上心，把攒下的鸡蛋换成粮票，又托县城亲戚帮忙找复习资料，每天天不亮占好石桌，让他安心看书。 那年深秋，他成了村里唯一考上的人，全村敲锣打鼓送行，王爱娟却躲在人群后面红了眼。 她明白，一张录取通知书，意味着他要去更远的地方。 临走那晚，她把压在心底的惶恐全都摊开，想用最直接的方式留住他。 刘小勇替她扣好衣扣，把自己最珍惜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塞进她手里，当作信物。 他清楚，在那个年代，姑娘的名声重过一切，他不能让她冒险。 火车开走那天，王爱娟提着布包追到镇上，鞋底磨薄了也没停步。 车窗外的身影渐渐远去，她站在站台上很久，才慢慢往回走。 大学生活并不轻松，他学的是机械工程，课程紧凑，还要补基础，常常在实验室待到深夜。 每个月的助学金不多，他省下一半买邮票和信纸，把校园里的梧桐树、车间里的机器都写进信里。 王爱娟不识字，收到信就请村小学老师念一遍，再把信折好，和手表一起放进木盒。 她在地里干活，在家里照顾老人，也替他打理那间空着的窑洞。 媒人上门，她一律回绝，只说等人。 三年里，信从未间断。 第四年却突然没了动静。 刘小勇被选进一个重点科研项目，管理严格，书信受限，连探亲假都取消。 他急得团团转，能寄出的信却石沉大海。 那段时间，王爱娟的哥嫂催她改嫁，说城里人早已站稳脚跟，不会再回黄土坡。 她被锁在家里，连邮递员的脚步声都听不到。 半年后，刘小勇终于有机会写信，却等不来回音。 1982年夏天，他毕业分配到西安一家机械厂，揣着攒下的工资直奔绥德。 窑洞已经换了主人。 打听之下才知道，王爱娟为躲婚事，跟同乡去了内蒙古打工。 他在村里守了几天，托老乡四处打听，几经周折，在包头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她。 她瘦了许多，手上满是茧子，看见他时愣了好一会儿。 两个人站在车间门口，谁都说不出话。 五年的误会和等待，在那一刻慢慢化开。 刘小勇把分配通知书递到她手里，说已经回来了。 他没有留在大城市，也放弃了更好的岗位，只想把当年的承诺兑现。 回到陕北后，两人办了一桌简单的酒席，请了乡亲作见证。 婚礼不铺张，手表依旧戴在她腕上。 后来他在机械厂站稳脚跟，她操持家庭，日子平稳下来。 有人问他当年为何拒绝那一夜的冲动，他只说，喜欢一个人，就该替她想长远。 那五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也让这段感情多了一份分量。 在恢复高考的年代，许多人各奔前程，有人转身离开，也有人走远后再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