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4月，毛泽东从湖南调到了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里开始做事。没多久，中共开了“三大”，通过一个决议，决定让所有共产党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搞国共合作。转过年来的一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热热闹闹地开了，这会被后人称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开端。那几年两党合作得挺深，政治、组织、军事、宣传，方方面面都有联手。就在宣传这摊事上，当时已经是中共核心成员兼秘书的毛泽东，显露出了过人的才华，不仅得到了陈独秀的信任，连孙中山、汪精卫这些国民党大佬也颇为欣赏。他后来更是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亲手创办并主编了《政治周报》。1925年年底，《政治周报》创刊号出版，发刊词正是毛泽东的手笔。这可以说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国民党系统内的一段高光岁月。说起这段经历，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当时的国民党核心人物，后来却走上截然不同道路的汪精卫。时间再往回倒一点，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已经因为能力突出，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器重，当选为中央局秘书，党内重要文件都得经过他和陈独秀联合签署才行。从中共秘书到国民党宣传部长，这一步跨得着实不小。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想想那个年代，真是一段错综复杂又充满激情的岁月。毛泽东从湘江边来到繁华的上海，又从上海奔赴革命的中心广州，他身份的多重转换本身就折射出国共合作那个特殊年代的影子。一个共产党的核心干部，同时又在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担任要职，这在今天看来几乎难以想象，但在当时“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目标下，却成了现实。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为这种合作打开了大门。而具体到人事安排上，汪精卫的推荐起到了关键作用。那时的汪精卫，是孙中山身边炙手可热的红人，风度翩翩，能写一手好文章，被誉为“国民党内第一支笔”。他欣赏毛泽东的才学和锐气，觉得这个湖南来的年轻人对时局见解深刻，文笔犀利，是个搞宣传的好材料。于是，在汪精卫的力荐下，毛泽东得以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 这个任命意味深长。宣传部是什么地方？那是革命的喉舌，是掌握意识形态方向、动员社会力量的关键部门。把这样一个位置交给一位共产党员来代理，既说明了当时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党的信任，也反映了共产党人在合作中的主动与深入。毛泽东走马上任，立刻就让这个部门气象一新。他反对空谈，讲究宣传要结合实际斗争，要对准敌人，也要唤醒民众。他主编的《政治周报》，从创刊号那篇火药味十足的《发刊理由》就能看出来，绝不是温吞水一样的官样文章，而是直面右派攻击、廓清革命舆论的战斗阵地。他在发刊词里写得明白：“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话说得干脆利落，旗帜鲜明。 现在回过头看这段历史，汪精卫这个“伯乐”的角色，总让人生出无限感慨。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吊诡，充满了意外的交织与后来的决裂。当年赏识毛泽东才华、给予他重要舞台的国民党领袖，在十几年后会彻底走向革命的对立面，甚至沦为民族罪人。而当年那个在国民党宣传部里挥斥方遒的代理部长，最终将领导他的党走向全面的胜利，缔造一个新中国。我们不能因为汪精卫后来的叛变，就全盘否定他前期在推动国共合作、支持北伐上的某些积极作用；同样，我们看待毛泽东这段经历，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在敌营立功”。更准确地说，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位共产主义革命者利用合法平台，卓有成效地扩大革命影响、实践革命理念的精彩篇章。他是在国民党的机构里，干的却是推动国民革命、宣传进步思想的事业，这本身就体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党内合作”形式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毛泽东在代理宣传部长任上的作为，充分展现了他把握舆论、进行论战的早期天赋。他通过《政治周报》组织文章，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右派散布的“共产党寄生论”、“革命分裂论”等谣言，巩固了国共合作的舆论基础。这段经历对他个人而言，无疑是一次极其宝贵的锻炼。他更深入地接触了国民党上层的运作方式，更广泛地参与了全国性的政治宣传斗争，这为他后来成为驾驭全局的革命领袖，积累了难得的经验和视野。合作中也有斗争，联合中不忘独立，这段经历或许也让他对政治联盟的复杂性、对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有了比旁人更为深切和早熟的体认。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