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这两个字，曾经像烙铁一样，烫在徐会之和他家人的一生里。几十年里，很多人提到他，只记得一句话：主动向国民党自首。在那个年代，这几乎等于判了死刑。可真正的死刑，其实在那之前就已经写好了。1951年11月18日，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声响起，徐会之倒下。官方对外的说法极其简单，"叛变后伏法"。没有过程，没有细节，没有解释。卷宗封存，舆论定调，历史翻页。 可如果把时间拨回去，你会发现，那场"自首"，根本不是投降，而是一场早已布好的局。先看一个细节。国民党方面后来对徐会之的案件始终语焉不详，既不大张旗鼓宣扬"破获大案"，也不公布所谓"供词战果"。对于一个主动上门的黄埔一期中将来说，这种沉默，本身就耐人寻味。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 事情的开端，并不在刑场，也不在审讯室，而是在吴石将军牺牲之后。1950年的台湾，正处在白色恐怖的巅峰期。蔡孝乾叛变，地下组织大面积暴露，保密局全岛清查。夜里抓人，白天判决，马场町的枪声几乎成为日常。 据后来的统计，那几年政治案件上万起，许多人在没有公开审理的情况下消失。在这种局面下，台湾的地下情报系统几乎被掏空。就在这时，徐会之被派往台湾。他不是普通潜伏者。黄埔一期出身，抗战时期身居要职，做过汉口市市长，在国民党军政系统里资历深、人脉广。 表面上，他是退守台湾阵营里的老资格将领；暗地里，他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组织给他的任务极其明确，接替吴石未尽之事，重建联络，继续策反。这是一道几乎没有生还概率的命令。因为那时的台湾，已经不是可以慢慢渗透的地方，而是一座布满探照灯的孤岛。徐会之刚到台湾，就被特务盯上。 一个在大陆局势已定后才突然赴台的中将，本身就是重点对象。跟踪、试探、监听接连不断。更要命的是，原有联络线几乎全部断裂。上线失联，下线不明。稍有动作，可能牵出尚未暴露的同志。在这样的局面下，很多人会选择潜伏、静默、等待机会。可徐会之没有。 他做了一件谁都没料到的事：主动走进保安司令部调查局，自首。这个决定，表面上看，是崩溃；从战略上看，却是一次主动出击。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盯上。如果等到被秘密逮捕，刑讯逼供之下，任何一个细节失守，都可能牵连整张网。主动自首，反而把局面拉到公开程序上。他不再是被暗中审讯的"疑犯"，而是主动交代的"投案者"。节奏，从对方手里，部分转到了自己手里。关键在那份"自白书"。供词详尽，条理清晰，甚至看起来毫无保留。 什么时候接触组织、谁介绍、在汉口任职时如何掩护地下工作……一切都说得头头是道。可后来档案逐步披露，人们才发现，那份供词的核心信息，大多是虚构的。 联络人名字是编的，电台位置是假的，接头暗号是临时构造的。大量细节半真半假，逻辑自洽，却指向一张根本不存在的情报网。这不是仓促编造，而是精心设计。他把自己塑造成"关键突破口"，让特务机关围着他转。调查、排查、调动资源，全被吸引到这条虚假线路上。敌人越重视他，真正的潜伏者越安全。这是典型的"以假乱真"。 吴石牺牲前留下过一句话："保网弃我"。徐会之把这四个字，执行到了极致。他把自己抛出去，换取时间。最初，法庭因为他"自首情节"，只判五年。可随着时间推移，保密系统发现，所谓重大线索迟迟没有实质进展。所谓"大鱼"，其实是一个不断提供空转情报的黑洞。愤怒之下，案件上报。最终批示下来，死刑。 从表面看，这是对"叛徒"的清算；从深层看，却是一次被耍后的补偿性惩罚。如果他真的全面供出网络，战果显著，何至于仓促处决？ 1951年11月18日，他走向刑场。没有公开辩解，没有翻供，没有求生。他知道，这场局，只有用命来收尾，才算完成。而真正残酷的，是随后的沉默。国民党方面对外只公布"叛变后伏法"八个字。细节封存。既不宣传战果，也不深挖供词。海峡对岸，因为失联，只能根据现象判断。主动自首，等于叛变。 于是，历史给了他最重的标签。几十年里，家人背负"叛徒家属"的阴影，在政审、升学、就业中反复解释。外界也只看到表面的动作，看不到背后的布局。直到改革开放后，两岸档案逐渐披露，当年台湾地下工作的脉络重新梳理，徐会之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人们这才意识到，他的牺牲，不是战场上的冲锋，而是情报战里的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