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钱穆对蒋介石说,首都不能再设在南京了,应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作选择,不然非失败不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一片欢腾。国民政府内部很快形成几乎一致的声音:还都南京。陪都8年的艰苦,让许多官员厌倦山城的潮湿与闭塞,还都在当时像是苦日子结束的标志,愿意再多想的人并不多。 史学家钱穆在这时提出不同意见。钱穆靠自学深耕史学,曾在苏州中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抗战期间随校南下,在西南联大等校讲学。1945年,钱穆写《论建都》,后收入1945年1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学私言》,明确反对定都南京。 钱穆先从历史分析南京建都的局限。长安立都887年,洛阳822年,北京857年。南京虽称十代古都,累计立都仅443年,而且定都南京的政权多“非偏安,即年促”。东吴、东晋到宋、齐、梁、陈大多割据江南。明初定都南京不久即迁都北京。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也以覆灭收场。钱穆据此判断,南京难支撑大一统政权的长治久安。 随后,钱穆把判断落到1945年之后的现实压力。钱穆认为,未来的核心矛盾集中在北方。中国共产党在华北、西北已建立根据地并拥有民众基础。苏联出兵击败关东军后,东北成了局势复杂的要地,也会是国共争夺的核心。钱穆直言,政治中心若放在南京,就把统治中枢与战略前线拉开。要控制东北、稳定华北,应把中心放在北方。要经略西北,应立足西安,指挥部必须贴近前线,才压得住变局。 钱穆为此面见蒋介石,当面讲清逻辑:定都不是找舒适城市,而是选国家战略重心,表明政权意志。钱穆甚至预判,若战事再起,定都南京必败。蒋介石则强调现代交通与通讯,有飞机汽车电报,距离不是问题。 蒋介石最终仍选南京,这也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共同选择。南京被视为孙中山指定首都,1927年定都南京是法统象征,抗战胜利后还都被当作“胜利仪式”。更深层的捆绑在利益,江浙财阀与官僚集团的资产、人脉、资源多在南京上海一带,没人愿意把根搬去北方。 1946年5月5日还都令发布,南京举行盛大仪式。仅一个月后全面内战爆发,东北首先失控。国民党主力多在西南、西北,进入东北依赖美国军舰与飞机远程投送,南京的中枢也让接收与指挥更易脱节。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抽调11万军队和2万干部进入东北,在苏军配合下迅速立足。1948年9月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国民党损失47万精锐,平津、淮海相继失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从还都到失守不到3年。 1949年9月政协一届全会决议北平改名北京并定为首都。前后对照,钱穆当年的争论是在提醒政治中心要贴着战略重心走。国民党把首都放回南京时看重法统与利益,也把风险一并带进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