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的一天，陕军战士们伏击了日军一辆卡车，当战士们攀爬上卡车车厢后，突然全都傻眼了，接着就齐声高呼。那一卡车的车厢里，居然装的全是羊肉。 1938年10月的一天，太行山区寒风刺骨，秋风已经带上了几分冬日的肃杀。当时，属于西北军余脉的陕军部队正奉命在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主要任务就是死死咬住日军的交通线，尤其是正太铁路和邯长公路这两条大动脉。那天清晨，一小队陕军战士潜伏在公路两侧的土沟里。连日的急行军和战斗，让这群士兵个个面有菜色，干瘪的粮袋里只剩下几块硬得能砸碎石头的死面馍馍。 远处传来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日军的一辆落单运输卡车摇摇晃晃地开进了伏击圈。带队的排长一声令下，几枚手榴弹精准地砸向了卡车驾驶室，紧接着就是一阵密集的排枪。战斗结束得干脆利落，押车的几个日本兵很快被解决。战士们兴奋地搓着冻僵的手，迫不及待地攀爬上卡车车厢，满心欢喜地以为能缴获些弹药，或者哪怕是几袋东洋粗粮也好。 结果，当大伙掀开厚厚的帆布篷时，突然全都傻眼了。车厢里既没有黄澄澄的子弹，也没有成箱的罐头，一整车装的竟然全是宰杀好、冻得梆硬的新鲜羊肉！ 短暂的错愕之后，山沟里爆发出齐声的高呼。要知道，日军这是在给前线的高级军官准备过冬的滋补给养，结果全便宜了这帮连盐巴都吃不上的西北汉子。 这满车厢的羊肉，其实就是中日两军当时物质条件天壤之别的最真实写照。敌人有汽车运输、有肉类补给、有飞机坦克掩护，而我们的部队，唯一的凭借就是胸中那口不屈的硬气。 在1938年的山西战场，不管是哪支抗日队伍，都在用最原始的战法抗击着最现代化的日军。就在这帮陕军战士伏击羊肉卡车的前一个月，也就是1938年9月，八路军686团在薛公岭伏击日军运输队。为了打掉敌人的火力点，全团仅仅只有三发迫击炮弹。团长杨勇硬是靠着极其严酷的战场纪律和战前的精准算计，三发全中端掉日军碉堡，烧毁了20辆卡车。极其恶劣的给养问题和巨大的武器劣势，是当时所有敌后抗日武装共同面临的绝境。 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这些陕军战士的成分相当复杂，他们很多源自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旧部。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开始，以冯钦哉为军团长的第14军团为代表的西北军将士就被迅速推上了最前线。大家不妨看看他们交出的那份滴血的履历表：在保定外围阻击战中，他们面对土肥原贤二的第14师团，在漕河铁桥展开惨烈的拉锯战，短短几天伤亡两千人；在忻口战役的灵山阵地，他们依托简陋的窑洞工事，和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死磕了三个昼夜，阵地反复易手。整整坚守18天，以伤亡4500人的巨大代价，歼敌1500余人，为中央军主力撤退争取了宝贵时间。 这张地图如果摊开，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是陕军将士用血肉填出来的防线。 到了1939年初，为了进一步巩固中条山防线、保卫黄河天险并阻止日军西犯陕西老家，国民政府在山西平陆正式成立了第四集团军。这支由孙蔚如将军统帅的部队，成了杨虎城西北军余脉的核心力量。下辖的赵寿山第38军、李兴中第96军，那都是响当当的硬骨头。 他们守卫的中条山，是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天然屏障。没有像样的防空洞，没有足够的重武器，更别提什么羊肉了。战士们常常要在没膝深的雪地里潜伏，靠吃树皮和草根果腹。但偏偏就是这支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军队，承担了中条山70%的防务重任。 1939年夏天爆发的“六六”战役，日军集中了两万多精锐兵力，分九路围攻中条山西段。第96军177师在雪花山、二十里岭和日军足足血战了10个昼夜。那个名叫张希文的营长，在子弹打光后，毫不犹豫地带头拔出大刀，怒吼着冲向敌阵，最终在肉搏中壮烈殉国。那场战役，日军丢下了五千多具尸体被迫撤退，而第四集团军也付出了伤亡近九千人的惨痛代价。 时间推移到了1944年的豫中会战，也就是著名的“河南战役”。当时的日军为了打通平汉铁路，发动了代号“一号作战”的疯狂攻势。在这场极其惨烈的防卫战中，陕军再次展现了令人动容的牺牲精神。第38军177师530团，奉命死守虎牢关玉门台。团长任子勋带着手下的弟兄们，面对日军铺天盖地的炮火和隆隆开进的坦克，毫无惧色。没有反坦克炮怎么办？他们就把炸药包绑在身上，挥舞着大刀去炸坦克！硬生生击毁了6辆日军坦克，毙伤敌人一千二百多名。等到战斗结束时，整个530团几乎全军覆没，全团仅存37人。这种近乎自杀式的防御，用近万人的伤亡迟滞了日军足足20天。 1945年抗战胜利后，第四集团军开赴郑州接收日军第12军投降，缴获了成千上万的步枪和火炮。那一刻，不知道那些幸存的老兵，会不会面向西北，倒上一碗浊酒，祭奠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兄弟。随着历史的推移，这支曾经威震敌胆的部队番号后来在内战的大潮中被撤销，人员也被打散或改编。但他们在抗日战场上流下的血，早已经深深渗入了太行山和黄河两岸的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