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陈景润遭到学生们集体投诉，学校不得不将他停职，无处可去的他，只能收拾好行李打道回府，在厦门摆摊谋生计，结果阴差阳错到厦大工作。 陈景润，他出生在福建福州的一个贫寒家庭，父亲是个微薄收入的邮局小职员，母亲为了养家还得下地干活。小景润早早就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白天带弟弟，晚上缠着哥哥讲算术。因为身体瘦弱个子小，他经常被有钱人家的孩子按在地上欺负。换做一般的小孩，可能早就哭着求饶了。陈景润偏不，他挨打也咬死不松口，带着一身伤回家。母亲心疼地告诉他，家里穷才会受人欺负，必须好好读书争口气。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他的骨子里。他把身体受到的痛苦，全部转化成了对知识极度渴望的能量。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忍耐力，为他日后枯燥的数学研究打下了最坚实的性格底色。 到了初高中阶段，陈景润展现出了在数学上的绝对天赋。尤其是在福州英华书院读高中时，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恩师——曾任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的沈元老师。有一天，沈元老师在课堂上像讲故事一样，提到了那个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他说，数学是科学的皇后，而哥德巴赫猜想就是皇后王冠上那颗最耀眼的明珠，几百年来连伟大的数学家欧拉都没能证明它。 班上的同学们听完哄堂大笑，觉得这种连欧洲科学巨匠都搞不定的神仙难题，跟自己这帮普通高中生有什么关系。 唯独陈景润没有笑。他紧紧锁着眉头，在心里默默埋下了一颗种子。别人眼里的笑话，成了他一生为之燃烧的信仰。 带着这份信仰，他以同等学力考入了厦门大学。因为成绩太过优异，国家又急需人才，1953年他提前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第四中学当老师。这就回到了咱们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咱们客观地分析一下，陈景润虽然脑子里装满了顶级的数学知识，但他天生性格极度内向，甚至可以说是木讷。他站在讲台上，面对几十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吓得浑身发抖，稍微多说几句嗓子就疼得受不了。讲台下那些人高马大的学生根本听不懂他在嘟囔什么。 与此同时，他还患上了肺结核和腹膜结核，一年之内住了六次院，动了三次手术。事业一塌糊涂，身体濒临崩溃。但即便在最绝望的病床上，他依然为了省下买一支牙刷的钱，去买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来钻研。生活对他百般刁难，他却死死抱住数学这根唯一的稻草绝不松手。 最终，他被停职了，只能回到厦门摆摊租书。命运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了一只极其关键的援手。当时的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去北京开会，听到了北京校方对陈景润的疯狂吐槽。王校长大吃一惊，他太了解陈景润了，这绝对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好苗子！王校长当机立断，力排众议把陈景润调回了厦门大学，安排在图书馆当管理员。 更神仙的操作是，王校长根本不让他管书，只让他领着工资，心无旁骛地研究数学。 这一步险棋，彻底激活了陈景润的生命力。在厦大，他为了直接看懂外国文献，硬生生自学了英语、俄语、德语、法语、日语等好几种外语。他把华罗庚的书翻烂了，竟然敏锐地找出了书里的一个计算错误。他大着胆子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当时的华罗庚可是名满天下的数学泰斗，看到一个无名小卒指出自己的错误，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连连称赞，认定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旷世奇才！通过承认并接纳一个年轻人的指正，华罗庚展现了大家风范，也亲自为陈景润铺平了通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道路。 1956年底，陈景润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蹩脚中学老师，而是即将震惊世界的天才研究员。 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简直到了疯魔的程度。他把自己关在仅仅6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靠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没日没夜地演算。 他的脸颊瘦得深陷进去，肚子疼得失去知觉，脑子里却全都是数字和符号。没有大型计算机帮忙，他就靠着一支笔和超乎常人的大脑，硬是算完了足足几麻袋的草稿纸！草稿纸在楼板上堆积了有三尺多高。 1973年，他终于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这个长达两百多页的论文一经问世，全球数学界直接“地震”了。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西德数学家立刻叫停了正在印刷的著作，硬是加上了第十一章“陈氏定理”。有外国学者在信里激动地对陈景润说：“你移动了群山！”距离那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人类被他推到了只差最后一步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