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张艺谋在地摊上看到一部小说，买回家读完后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给葛优打电话：我有个好剧本，你赶紧过来，说不定能捧个影帝回来。 1992年那个清晨，电话铃声炸开了葛优的瞌睡。 对面是张艺谋，开口就是诱饵："有个角色，演完没准直接捧个影帝回家。" 葛优当时正窝在市井喜剧里混日子，对那些厚重深沉的文艺片压根提不起劲儿。他随口甩出一个天价数字，想着对方肯定知难而退："七十万。" 这在当年，等于直接下逐客令。 谁知道张艺谋连犹豫都没有，当场拍板："成交。" 葛优的母亲听说后，一巴掌把儿子的犹豫拍回了肚子里——能跟对脾气的人合作，比死抠片酬强一万倍。 就这样，一场改变命运的合作敲定了。1994年戛纳电影节，葛优捧回了华人首座最佳男演员奖杯。当年电话里的预言，全兑现了。 这尊奖杯，是三个"野路子"用两年时间在火炭上趟出来的。 仔细扒拉这三人的前半生，全是一股子破罐破摔的市井味儿。张艺谋拍电影之前，在棉纺厂车间里闻着粗纺的味道混日子。葛优更狠，在郊区养猪场喂过猪。连写《活着》的余华，都在县城当了五年牙医，天天拿着电钻对着病人的嘴巴开工。 余华当牙医那几年，把人性看了个透：病人仰着头张大嘴，痛得说不出话，眼睛里全是绝望和无助。这种血淋淋的生活底色，后来全被他塞进了《活着》这本书里。 葛优也一样。养猪场那些年，早就把他身上那股子"装"的气息磨干净了。不管天寒地冻还是酷暑难耐，该喂食喂食，该清理清理，这种扎根在泥土里的生活底盘，让他演戏时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学什么"表演技巧"。 经历过大苦大难还能接着往前走的人，身上那股劲儿是装不出来的。 张艺谋看中的，就是这个。 其实在打电话给葛优的前一晚，张艺谋整宿没睡。他捧着《活着》这本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又一遍，脑子里全是画面，心里却直打鼓——这故事能不能在银幕上立住？ 不到48小时，他就做了两个决定：第一，男主角必须是葛优。第二，直奔浙江海盐，找到余华本人。 当时余华还在吃低工资，张艺谋二话不说，掏出两万多现金，当场买断了《活着》的改编权。要知道，那会儿余华之前卖版权，也就拿过四千块。 张艺谋把大部分预算砸在了故事本身和演员身上。葛优那七十万是顶配，剩下的钱全花在刀刃上，没有一分钱浪费在虚头巴脑的场面上。 这种"不玩虚的，只砸实处"的手法，放到现在也不过时。 拍摄时，巩俐加盟演女主角，一路连轴转，把那个时代女性的坚韧和悲凉演得入木三分。等影片拍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道冰冷的墙——1994年戛纳拿奖那年，《活着》在国内根本拿不到公映许可。 但神奇的是，这部从未在影院上映的电影，却通过录像带、光盘在民间疯狂传播。几乎每个看过的人都记住了它，甚至倒背如流。一部没进过影院的片子，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这三个人当初的赌注，全化成了暗角里的金光。余华拿着两万块版权费，换来了两年自由创作的时间。葛优用那个"漫天要价"的七十万，从谐星直接跃升为影帝。张艺谋则用这部片子，把中国电影狠狠钉进了世界影史。 他们用一部土得掉渣的影片，把一段横跨几十年的历史苦难拉进了人性的黑盒子里，狠狠敲击了一遍。这三个野路子出身、没半点贵气的手艺人，用最笨的办法砸出了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它越是扎进生活的血肉里，就越能在人心底扎得更深、更痛、更长久。 信息来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