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张艺谋在看到一部小说，读完后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给葛优打电话：我有个好剧本，你赶紧过来，说不定能捧个影帝回来。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有时候，一部伟大的作品，其诞生的过程本身就像一部好电影。 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它们相互交织的命运，就充满了这样的戏剧性。 故事得从1992年北京的秋天讲起。 那时，张艺谋刚拍完《秋菊打官司》，正为下一部片子发愁。 他听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快要完成，心里有些着急。 他找到作家余华，原本想谈的是另一篇小说《河边的错误》的改编。 两人聊得不错，就在张艺谋准备离开时，余华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从书桌旁拿起一叠厚厚的手稿，说： “这个，你也看看吧，叫《活着》，还没发表。” 那叠手稿被张艺谋带回了住处。 晚上，他本打算随便翻几页，没想到一打开就被吸了进去。 他一口气读到了天亮，几乎没有合眼。 纸上那个叫福贵的男人，和他身边那些来了又走、在时代浪潮里颠簸沉浮的亲人，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平静，讲述着“活着”本身的力量。 那不是一个关于胜利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扛下去”的故事。 第二天，张艺谋就给余华打电话，直接说，他不拍《河边的错误》了，他要拍《活着》。 他开出了一个在当时高得惊人的价格，并迅速敲定了葛优和巩俐来演福贵和家珍。 不过，他也对余华坦白： 小说时间跨度太长，背景太复杂，一部电影装不下，他可能只能拍出最精华也最安全的那部分。 电影《活着》的拍摄紧张而投入。 1994年，片子拍完了。 张艺谋做了一个在当时很大胆的决定： 他没等国内的审查结果，就直接把电影送到了法国的戛纳电影节。 这个冒险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活着》在戛纳大放异彩，拿到了评审团大奖，葛优也凭借福贵一角成为第一位华人戛纳影帝。 消息传回国内，文艺圈一片沸腾。 所有人都以为，一颗巨星即将在国内冉冉升起。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像小说本身的剧情一样，急转直下。 由于未经批准参加境外影展，电影《活着》在国内被禁止公开上映。 这把刚刚点燃的荣耀之火，瞬间被浇灭了。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股寒流也迅速冻伤了刚刚出版的小说原著。 当时，小说《活着》在《收获》杂志发表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首印两万册。 电影获奖带来的热度还没来得及转化成销量，禁令一来，刚刚摆上架的书立刻成了“问题书”。 出版社不得不将大量存书销毁，最后，近一半的书变成了纸浆。 余华自己拉回了剩下的书，骑着自行车，一捆一捆地送给朋友们，心情复杂难言。 但历史常常喜欢开这样的玩笑： 越是禁止，越能激起人们隐秘的好奇与热情。 电影《活着》虽然不能在影院放映，但它的盗版录像带和VCD却在无数影迷手中秘密流传，画面模糊，却挡不住故事的力量。 借着这股地下流传的热度，小说《活着》也以各种非正式的渠道，在读者之间悄悄传阅。 墙内肃静无声，墙外却已是另一番光景。 这部讲述中国人生命韧性的小说，迅速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全球出版，获得了包括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在内的众多国际荣誉。 余华，这位曾经和妻子挤在北京小房子里的作家，开始频繁收到世界各地的邀请。 多年以后，冰雪消融。 《活着》的小说早已成为书店里长盛不衰的经典，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 电影《活着》也成了影迷心中公认的杰作，尽管它从未在内地的大银幕上正式与观众见过面。 有一次，张艺谋被记者问到，自己拍过的电影里最满意哪一部。 他想了一会儿，说出了《活着》。 记者接着问，为什么不把小说后半部分也拍出来？ 张艺谋笑了笑，给了一个意味深长、又带着点无奈的回答。 这个笑容背后，是所有创作者都懂的，关于时代、表达与尺度之间的复杂心绪。 如今再回头看，《活着》这部作品本身的旅程，几乎就是“活着”精神的最佳注脚。 它经历过被赏识的高峰，也跌落过被冷遇乃至被封存的谷底； 它曾在官方的渠道里沉寂，却在民间的土壤和世界的舞台上倔强地生长开来，最终获得了超越时间和地域的生命力。 余华用笔写下了福贵“活着”的故事，而他和张艺谋，则用自己的坚持、冒险甚至代价，共同演绎了让《活着》“活下去”的另一个故事。 这或许就是创作最迷人的地方： 一个好的故事一旦诞生，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它能穿过风雨，找到属于自己的读者和观众，完成一次又一次关于“活着”的、沉默而有力的言说。 主要信源：（购中国网资讯——葛优起初拒演《活着》，被母亲逼着接受邀约，他凭此片赢得了一座影帝奖，但也损失了23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