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底，周总理访问埃及，在总统举行的招待会上，一位当地情报高官趁周总理面前无人时，上来与周总理握手并低声说："你们驻苏丹大使馆内装有窃听器！"说完，此人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原定乘坐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在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约六小时后，于南海上空突然爆炸起火，坠入海中。 机上十一名乘客与四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其中包括新华社记者黄作梅、沈建图等人——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以这种方式牺牲的新闻工作者。 事后查明，国民党保密局特工以六十万港元收买了机场清洁工人周驹，在飞机停靠加油时秘密安放了炸弹，整个行动由国民党驻港情报站站长赵斌成（化名赵建中）策划指挥。 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在那架飞机上，纯属偶然。缅甸总理吴努此前盛情相邀，请周恩来绕道仰光，与几个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碰个头。周恩来同意了，临时改变了行程。 就是这个临时改道，让他与那场爆炸错开了。 消息传来时，周恩来人已在仰光。代表团内气氛凝重。有随行人员主张取消万隆之行，安全第一。周恩来没有表态太久，随即决定继续前进，改乘另一架飞机"空中霸王号"赴印尼。 他到达万隆时，会场上已经暗流涌动——部分与会国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有代表公开质疑共产主义国家的动机。 周恩来在补充发言中提出"求同存异"，话不多，却直接点破了亚非各国的共同处境。会场气氛由此转变，多个原本持保留态度的国家代表团开始主动接触中国代表团。 正是在万隆，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有了第一次正式接触。 1956年，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随即发动军事干涉。西方国家同时对埃及实施武器禁运，国际棉花市场行情又恰好低迷，埃及棉花大量积压，经济压力极大。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主动行动：连续两年按贸易协定大量收购埃及棉花，进口量一度占中方全部进口货物的96.4%。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急需钢材，中国国内钢材本就供应紧张，仍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埃及出口了六万吨。 1956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见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尽力帮助埃及"。 这些事，纳赛尔都记得。 所以1963年12月14日，当周恩来与陈毅副总理率团抵达开罗时，街道两旁站满了自发来迎接的埃及民众。纳赛尔在随后两天内先后两次与周恩来会谈，规格之高，在当时的非洲外交史上并不多见。 此次亚非欧之行计划访问十四个国家，历时七十二天，行程逾十万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出访，陈毅全程陪同。 正是在开罗的招待会上，那位不知姓名的埃及情报高官悄悄走近，握手，低声说出那句话，然后消失。 周恩来当时没有任何异常表情。宴会结束后，他在确认安全的地点召集相关人员，要求立即着手调查，同时特别调派国内技术专家赴苏丹协助排查。 同时，在苏丹的会谈地点被悄悄更换，以防止机密外泄。 数天后，驻苏丹大使馆内陆续发现数十枚微型窃听器，藏匿位置极为隐蔽。设备来源的线索指向了大使馆隔壁一家美国公司，但当周恩来的人员前往核实时，那里已经人去楼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