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两特务拽住毛主席问“你认识毛泽东吗？找到赏你5块大洋。”毛主席却说“我认识，我带你们去抓”，说着，便引着两位特务，来到了一处酒楼。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21年夏天的嘉兴南湖，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船上，十几个人挤在狭窄的船舱里。船外是摇晃的水波，船内却在讨论一件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 几张桌椅拼在一起，一份文件被反复传阅。最后，众人点头同意。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如果只看这一幕，似乎一切都很平静。可没人知道，就在几天前，其中一个参会者，刚刚从悬赏追捕中脱身。那个人，就是毛泽东。而故事，要从长沙城的一张悬赏布告说起。 当时长沙城墙和街口，到处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提供毛泽东下落者，赏两万大洋。这不是普通悬赏。在那个年代，两万大洋足够买下一整条街的房子。开出这笔钱的人，是湖南军阀赵恒惕。他掌握湖南军政大权，对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极为警惕。 而长沙城里最活跃的年轻人之一，就是毛泽东。学生集会、书社讲座、思想讨论，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在军阀看来，这样的人比土匪还危险。于是，追捕开始了。 可有意思的是，有一次追捕差点就在街头成功。两个特务在长沙城巡查，见人就问。那天，他们拦住了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青年。其中一个特务问得很直接：“认不认识毛泽东？找到人赏五块大洋。”青年愣了一下。然后回答：“认识。”特务眼睛一下亮了。 青年接着说：“我也在找他。”这话听起来太合理了。特务顿时放松警惕，还以为遇到了同样想赚赏钱的人。青年甚至掏出一张旧借据，说毛泽东欠他钱，一直没还。纸张发黄，看起来像真的旧账。特务越听越相信。 于是青年说，他知道毛泽东常去一个地方，可以带路。三个人很快离开闹市，钻进长沙的小巷。巷子弯弯绕绕，像迷宫一样。转了几条街后，一家油烟滚滚的酒楼出现在眼前。青年压低声音说：“你们在楼下等，他见生人会跑，我先上去把人稳住。”特务觉得有理。 他们就在楼下等。等着等着，两个人甚至开始算那两万大洋怎么分。可过了很久，楼上还是没有动静。等他们忍不住冲上楼时，才发现楼上根本没有什么毛泽东。 只有几只凉掉的酒杯。后门敞开着。而带他们来的那个人，早就不见了。直到这一刻，两名特务才反应过来：刚刚给他们带路的人，就是毛泽东。 长沙城的小巷救了他一命。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危险中脱身。在那个年代，革命者随时可能被抓。所以很多人都学会了隐藏身份。毛泽东当时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李德胜。脱身之后，他很快离开长沙。 因为他要去参加一场重要会议。同行的还有何叔衡。两个人换上商人打扮，买了北上的火车票。火车车厢里烟雾弥漫。 旅客们挤在一起，谁也不知道旁边的人是谁。为了安全，两人刻意分开坐。一路上最紧张的地方在武汉。列车刚停下，站台上突然出现一批检查人员。他们挨个盘问乘客，还翻行李。 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毛泽东排在队伍里，神情平静。别人问话，他就像普通旅客一样回答。何叔衡站在一旁看报纸，装作等车。几分钟后，检查结束。工作人员挥手放行。火车继续向上海驶去。 这一趟列车，看起来再普通不过。可它正在把中国历史送往一个转折点。1921年7月23日夜。上海法租界的一栋石库门房子里，灯光昏暗。十三个人围坐在桌旁。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武汉。 有人是教师，有人是学生，有人是工人代表。他们讨论的，是中国未来的道路。会议刚开不久，突然有人敲门。巡捕来了。有人举报这里在搞秘密活动。屋里的人迅速收起文件，各自离开。上海已经不安全。会议只好转移。 几天后，他们来到嘉兴南湖。湖面上一条普通游船成了新的会场。船舱里空间狭小，几张桌椅挤在一起。就在这里，他们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如果把时间往回倒一点，会发现这一切充满戏剧性。南湖船舱里讨论未来的人，几天前还在躲避追捕。长沙酒楼里的空酒杯。武汉站台的盘查。上海石库门的突袭。这些看似零碎的片段，最后连成了一条线。那一年，毛泽东只有28岁。一边是悬赏两万大洋的通缉。一边是新政党的诞生。两个完全不同的命运，在同一年交汇。 赵恒惕当年开出的悬赏，在他看来不过是清除一个麻烦人物。可历史后来证明，他算错了账。因为那个被悬赏的人，并不是普通人。他正在参与创造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改变中国命运的力量。后来很多人回顾那段历史时，总会提到一句话。 革命不是在安全环境里成长的。它往往诞生在危险之中。在被追捕的日子里学会判断。在一次次脱身中积累经验。在缝隙里寻找出路。 长沙的小巷、上海的石库门、嘉兴的南湖。这些地方看起来都很普通。但正是在这些普通的地方，中国历史开始悄悄改变方向。而当年那两个在街头盘问路人的特务，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曾经抓住过毛泽东。只是，他们没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