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送到八宝山时，火化工大叫道，我们不能火化总理！任何人都不准点火！无论领导怎么说，火化工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点火，大家只是不停地嚎啕大哭，根本不忍心火化总理。   1976年1月11日深夜，北京八宝山火葬场的火化车间里，气氛凝重得让人窒息。   炉门已经打开，火焰在炉膛内静静等待，但负责操作的火化工们却集体僵在原地，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前按下点火开关。   有人蹲在墙角掩面痛哭，有人背过身去不停抹泪，现场的领导反复劝说，得到的只有一片压抑的抽泣声。   这些平日里见惯生离死别的老师傅们，第一次面对遗体时手抖得无法控制——因为躺在输送车上的，是周恩来总理。   而这件事还需要从1月8日上午9点57分说起，当时周恩来在北京医院逝世，消息通过广播传遍全国，很多人反复确认才敢相信。   治丧委员会迅速成立，遗体告别被限定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时间只有两天。   那个太平间是用旧车库改建的，空间狭小，外面的院子也不大，车辆进出只能经过一条窄胡同，工作人员曾建议改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并延长告别时间，却遭到严厉批评。   尽管如此1月10日上午9点告别仪式开始时，计划的一万人变成了实际的一万五千人。   东单公园外聚集了几千名群众，因为没有讣告进不了告别厅，他们就站在凛冽寒风中为总理守灵。   邓颖超献上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悼念恩来战友”，落款是“小超哀献”。   这个鲜花花圈是广州花卉工人精心制作后用班机送来的，他们保证每天敬献一个，而且绝不重样。   1月11日下午4点30分，告别仪式结束。灵车驶出北京医院时，长安街两侧已经站满了人。   估计有一两百万人伫立街头，冒着数九寒天为总理送行。   灵车经过时，人群爆发出“总理一路走好”的呼喊，车辆行进不到二十米就要停顿，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短短路程，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   八宝山方面早已做好准备，邓颖超提出了三点要求：骨灰要完整、安全、干净。   完整是指全部收集装入一个骨灰袋；安全是火化炉必须清扫干净，不能混入他人骨灰；干净是火化后要仔细清扫，不能有丝毫遗留。   为此，八宝山干部职工连夜改建了一个专用新火化炉，所有工具都是崭新的。   还有一个技术难题需要解决，按照当时的设计，遗体进入火化炉后，托遗体的底板会自动翻转90度，遗体会垂直落下约33公分。   中央办公厅首长特别指示：总理遗体进入火化炉时不能摔，必须平平稳稳。   这可难住了负责设备的技术员成秉仕，改进机械已经来不及，他急得满身大汗，最后想出一个办法：让火化工拿来一床褥子铺在入尸车上，自己爬上去模拟遗体。   成秉仕躺在褥子上，让两名火化工缓慢翻转车板，像慢镜头一样慢慢转到90度。   他随着褥子平稳滑进炉膛，试验成功了，但活人怎么出来成了问题——火化炉设计是前门进后门出，不可能让活人从前门退出。   最后大家连揪带拽把他弄出来时，他的内衣已全部湿透。   因为这个方法需要向每批前来视察的首长演示，成秉仕前后共进了四次火化炉。   当灵车抵达八宝山时，大门外早已被石景山的工人和八宝山公社社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哀求不要火化总理遗体，经过工作人员反复解释，人群才慢慢散开。   就在要开始火化时，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火化工们谁也不愿亲手把总理送进火炉，谁也不忍心点火。   党支部不得不紧急作出特殊决定，挑选最优秀的火化工，要求他们以党性保证完成任务。   最终被挑选出来的火化工们换上了干净的工作服，洗过手后开始了工作。   火化从傍晚持续到深夜11点左右，由于大家太过悲伤，竟然没有人记录下具体几点开始火化、几点骨灰出炉。   骨灰被安全完整地收集起来，装入骨灰盒，覆盖上党旗，护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   1月15日追悼会后，按照周恩来生前遗愿，骨灰被分成四份，撒向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和黄河入海口，他没有留下墓碑，只把自己融入了最爱的祖国山河。   多年后，当年参与火化的老师傅谈起那天，依旧控制不住眼泪，他说这辈子能为总理送最后一程是天大的荣幸，可他打心底里宁愿永远没有这个荣幸，宁愿总理还活着，还在为老百姓操劳。   那个寒冷的冬夜，八宝山的炉火映照出的不仅是一位伟人的离去，更是一个民族对公仆最朴素、最深沉的感情。   对此您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