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甘肃土改时，一名压榨百姓的地主被清算。临刑前，他突然挣脱身边人，拼命喊："不能杀我！我救过徐向前！我有凭证！" 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完成会师后，为打通向西北的战略通道，红四方面军奉命西渡黄河。渡河的部队共两万一千八百余人，带的粮食只够三四天吃。 原计划是红一方面军随后跟进接应，但胡宗南部突然抢占了黄河东岸要地，接应计划就此落空。这支过了河的部队，就这样成了一支与后方完全断联的孤军。 11月，中央正式将渡河部队命名为西路军，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命令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打通通往苏联的通道。 西路军面对的，是马步芳集结的七万骑兵。地形对骑兵有利，补给对西路军极为不利。此后数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反复拉锯，血战不止，伤亡极重。 到1937年3月，部队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3月14日，西路军在祁连山石窝山开会，军政委员会作出决定：徐向前与陈昌浩离队返回延安，剩余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 残部被分为三路，其中只有李先念带领的七百余人一路辗转进入新疆，其余几乎全军覆没。 3月16日，徐向前与陈昌浩告别残部，踏上东返的路。出了祁连山，两人把护送的警卫排遣散，只带了一名保卫干部。没走多远，陈昌浩说腹泻难忍，要留下歇一歇，两人就此分道。 接下来徐向前一个人走的路，读来叫人沉默。当时马家军到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这位西路军总指挥。 徐向前穿着一件破旧的白色羊皮袄，头顶一顶开了口子的狗皮帽，脸被风吹得又黑又瘦，年方三十六岁，看上去像个五十多岁的老羊倌。路上不敢跟人多说话，能躲则躲，有时白天走，有时半夜摸黑赶路，渴了就喝路边的水，饿了靠沿途讨食。 正是在这段流亡途中，永昌一带的百姓给了最实际的救助。李懋功当时借出了五峰骆驼和二十石小麦，民乐的赵致中送过马匹干粮，还亲自带路绕开马家军的哨卡。 在那个年月，帮一个被通缉的红军将领，被发现了是要掉脑袋的，这不是普通的人情往来。 一个多月后的4月下旬，徐向前在甘肃镇原附近的小屯遇上了正在执行侦察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这才脱离了险境。 4月30日，刘伯承派人将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当天刘伯承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电文里写道：徐向前同志今日十九时已到达援西军司令部。 一句电报，背后是一个多月的流亡。 回到李懋功的事。工作队按他说的地址，在祖宗牌位的夹层里搜出了一张泛黄的借条，上面有徐向前的签名。 民乐县的赵致中那边，也从房梁的木盒里翻出了一封亲笔书信，字迹虽模糊，仍可辨认。报上去之后，徐向前亲自核实，批复说：功劳属实，按政策处置。 同样喊过救过徐向前的永昌地主李尚荣，却拿不出任何凭证，查遍史料和老人口供，全是编的。 土改政策从来不是一刀切，《土地改革法》明确立功赎罪的条款，但功是功，罪是罪，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李懋功、赵致中免死改为劳改，李尚荣被执行死刑。 李懋功刑满之后回乡种地，临终前叮嘱儿子把那张借条收好，说了一句话：功是功，过是过，共产党没有冤枉我。 赵致中留下的那封书信，后来被存入民乐县纪念馆，成了那段历史的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