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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的叔叔载涛有一妻三妾,1950年,《婚姻法》要求夫妻为一夫一妻制。载涛可为难

溥仪的叔叔载涛有一妻三妾,1950年,《婚姻法》要求夫妻为一夫一妻制。载涛可为难坏了,后来想到一个办法,既符合国家政策,又妥善安置了其他妾室。 载涛和原配夫人姜婉贞的感情,在那个盲婚哑嫁的年代里,简直是一股罕见的清流。姜婉贞出身广州名门,精明能干,过门后把偌大的贝勒府打理得井井有条,两人相敬如宾,感情极深。按理说,有这样一位贤内助,载涛根本没有纳妾的心思。 天有不测风云,姜婉贞在四十岁那年突发重病,常年瘫痪在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王府里每天人吃马喂、人情往来,繁重的家务瞬间失去了主心骨。为了安抚病榻上的妻子,同时也为了维持家族的运转,载涛这才无奈开启了纳妾之路。 他纳的第一个妾,是姜婉贞的贴身丫鬟周梦云。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姜婉贞不愿让陌生的女人进门给自己添堵,周梦云自然成了最合适的人选。这位周氏极具理财头脑,很快就接过了王府的账房大权。 紧接着,为了贴身照顾瘫痪的姜婉贞,府里又安排了手脚勤快、纯真善良的农家女孩金孝兰。金孝兰日夜伺候主母,毫无怨言。到了她该出阁的年纪,姜婉贞实在舍不得这个贴心人离开。载涛看穿了妻子的心思,为了成全这份主仆情谊,便将金孝兰也收房纳为妾室。 后来,载涛又纳了年轻活泼、嗓音清亮的王乃文,专门在府里陪着姜婉贞唱戏解闷,同时也成了他日后外出应酬的左膀右臂。 四个女人,在一个屋檐下各司其职。周梦云管钱,金孝兰伺候日常,王乃文负责交际,一切的核心,都是为了那个躺在病榻上的原配夫人姜婉贞。载涛此举毫无贪恋美色之意,全凭一腔照顾原配的责任心与维护家庭的苦心。 在讲他如何处理婚姻危机之前,咱们得先看看载涛在国家大义面前的骨气,这样你才能读懂他后来对女人们的温情。 辛亥革命后,大清亡了。载涛深居简出,靠着变卖祖产度日,日子越过越紧巴。到了抗战时期,他甚至穷到要去北京的鬼市摆地摊变卖旧物。 伪满洲国成立后,侄子溥仪多次派人来请他去长春做官。载涛一口回绝。日本人深知他在宗室中的威望,派了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登门威逼利诱。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载涛连眼皮都没眨一下,稳稳当当地坐在椅子上说:“命你可以拿去,满洲国我绝对不去,你开枪吧,刚好我可以陪着我的祖坟。” 这一刻,这位看似柔弱的王爷,爆发出了极其强硬的民族气节。他宁可守着北京的破院子吃糠咽菜,也绝不低头做汉奸。在国破家亡的至暗时刻,姜婉贞因病无钱医治撒手人寰,几个妾室跟着他挨饿受冻,毫无怨言地熬过了最难的岁月。 这也是为什么当《婚姻法》颁布时,载涛会感到如此痛苦与为难。 新中国成立后,载涛迎来了新生。毛主席亲自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就在他的事业重新起步时,1950年的《婚姻法》推行到了家门口。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载涛深知自己必须带头守法,绝不能给国家政策抹黑。街坊邻居都在盯着这位老皇叔,看他怎么解这道难题。 他把家门一关,将周梦云、金孝兰、王乃文三个女人请到堂屋。 载涛坦诚地向她们说明了国家的法律,并抛出了自己苦思冥想出来的解决方案:离婚,在法律上解除婚姻关系,但绝不把任何人扫地出门。 他给了三个女人充分的选择权:“你们想要继续留在这个院子里,我依旧管你们的吃喝,护你们周全;如果想要搬出去重新开始,我负责给你们找住处、托人安排工作,绝不让你们后半生断了生计。” 他没有把她们当成可以随意丢弃的附属品,赋予了她们作为独立个体去选择人生的权利。 性格最为刚强要面子的周梦云,选择了离开。她当年是王府里最有权势的“理财管家”,如今让她以一个“离婚外人”的身份寄人篱下,她的骄傲不允许。几天后,她收拾好自己的几口箱子,悄然搬出了那个生活了半辈子的院子,甚至不让府里的人相送。几年后,她在一家卫生院病逝,至死都保留着那份不屈的体面。 年轻活络的王乃文,眼光最为长远。她敏锐地察觉到了新社会的广阔天地,爽快地答应了载涛的安排。在政府和载涛的帮助下,她搬了出去,并进入市政协找到了一份正当的工作。她干事麻利,穿着干练,彻底蜕变成了一位新时代的新女性。日子安稳后,她依然记挂着旧情,每月都会带着糕点去探望载涛和金孝兰。她活得最为通透,一直活到了2003年,享年86岁。 而那个当年为了照顾原配才被收房的农家女孩金孝兰,选择了留下。在法律上,她不再是妾,但在生活里,她成了载涛身边唯一的至亲。 晚年的载涛身体大不如前,金孝兰就像当年照顾姜婉贞一样,日复一日地为他熬药、做饭、洗衣。两人守着北京那套破旧的老房子,相濡以沫,度过了最后的岁月。1967年,金孝兰安详离世。三年后,84岁的载涛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按照他的遗愿,两人合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