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钱穆提醒蒋介石，中华民国的首都不能再设在南京了，应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作选择，不然非失败不可。 但蒋介石没有听进去。 事实上，蒋介石与钱穆的初次深谈比这还早。1943年，蒋介石在成都约见各界人士，一天约见逾百人，每人不过五分钟。轮到钱穆，蒋从上午十一时谈起，一直谈过正午，随后留钱穆吃饭。 两人落座时，蒋介石因钱穆年长，执意请他坐上座，两人推让了好一阵。那顿饭吃得并不轻松，因为钱穆在席间直接向蒋介石说了一句话：抗战一旦胜利，您应当主动下野。 钱穆的理由很明确：孙中山创建民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蒋若能在胜利后主动让出权位，树立一个成功者退出的先例，民心对这个政权的信任感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这不是书生空论，钱穆是把历代王朝兴衰的规律放进去说的，权力与民心之间的张力，他见过太多次了。 蒋介石当场没有明确表态。这段对话后来没有任何下文，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不仅没有下野，还都南京之后更是大权独揽。 但到了1959年，钱穆赴台北讲学，再度受蒋接见，蒋介石主动提起十六年前那次谈话，说那次你所说的话，他一直记在心里，或许当时若能照着去做，对国事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句话是钱穆晚年自己写下来的，见于他的回忆文字。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钱穆随西南联大南下，辗转到了昆明。此前积累的大量手稿在战火中全部散失。 他在云南的简陋条件下重新动笔，花了将近两年时间，于1939年写完《国史大纲》，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后来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定为大学通用教材。 钱穆写这本书时有一个念头：若中国不幸覆亡，至少要为后人留下一本中国人写的历史。史学家严耕望后来说，在同类著作里，此书至今仍是最好的一部。 钱穆在国事上的判断有多清醒，在文化传承上的行动就有多果决。1949年局势明朗之后，钱穆选择南下广州，随后辗转到了香港。 他在那里看到大批流亡青年无学可上，于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在九龙一所中学借了三间课室，夜间开课，创立了亚洲文商学院，1950年3月改名新亚书院。 开办初期，钱穆睡在课室地铺，后来搬到贫民区，再搬到更偏远的乡下，每天坐公车、火车来回上课。学生最初不到五十人，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更没有学费可缴。 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经费危机出现后，钱穆亲赴台湾面见蒋介石，请求资助，蒋从总统府办公费项下每月拨出港币三千元，支撑新亚书院维持运转，直至1954年书院获得美国雅礼协会资助为止。 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香港中文大学，校名由钱穆亲自拟定。这是香港第一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大学。 蒋介石晚年公开承认，钱穆当年对国事的判断切中要害，只是自己当时没有采纳。一个决策者被权力和利益裹住，即便听得进道理，未必走得出那个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