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2年正月,汪乔年接到崇祯的命令:出潼关,去河南打李自成。汪乔年已经升任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手下有三万多人马。汪乔年心里清楚,这一仗不好打。李自成的队伍越打越强,明军却越打越弱。 1642年的河南早就是人间炼狱，旱灾蝗灾接连不断，赤地千里，百姓啃着树皮草根度日，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 李自成的大军却在这样的土地上越滚越大，“均田免赋”的口号喊出去，无数饥民扛着锄头加入他的队伍，兵力从几万涨到十几万，装备也从破烂刀枪换成了缴获的明军火器。 而汪乔年手里的三万兵马，哪是什么精锐三边军？孙传庭被下狱后，三边的精锐早就被消耗殆尽，剩下的多是临时招募的乡勇、老弱残兵，连像样的铠甲都凑不齐，粮草更是只够支撑半月。 崇祯帝在紫禁城坐立难安，关外清军虎视眈眈，河南又被李自成占了大半地盘，他手里没牌可打，只能把所有希望压在汪乔年身上。 一道道加急圣旨催着出潼关，根本不管汪乔年提出的“粮草未备、兵卒未练，需整训三月再出征”的实情。在崇祯眼里，只要能打退李自成，大明就还有救；可在汪乔年眼里，这道命令不是军令，是催命符。 他带着队伍出了潼关，每走一步都觉得心里发沉。沿途的村落全是断壁残垣，逃荒的百姓面黄肌瘦，看到明军队伍，只是麻木地看着，连一句讨吃的都喊不出来。 将士们也没什么士气，私下里偷偷议论，说这仗就是去送命。汪乔年看在眼里，却只能每天亲自巡营，给将士们打气，说自己是三边总督，绝不能让大明的旗帜倒在河南。 李自成早就探到了汪乔年的动向，带着十几万主力在襄城设下埋伏。汪乔年的队伍刚到襄城城外，就被辽骑和步军层层围住。 他指挥着将士拼死抵抗，火炮打光了就用弓箭，弓箭没了就拼刺刀，可兵力差距实在太大，不到三天，营寨就被攻破。 手下将领劝他率亲兵突围，留着性命日后再图恢复，汪乔年却摇了摇头，他说自己接了君命，不能临阵脱逃，更不能丢了大明的脸面。 最终，汪乔年身中数箭，战死在襄城城头，三万兵马几乎全军覆没。有人骂他不自量力，明知必败还硬冲；可也有人说，他是崇祯朝少有的敢接死命令的将领，在满朝文武要么推诿要么逃跑的时刻，他用性命守住了臣子的本分。 汪乔年的悲剧，是崇祯朝的悲剧。皇帝只想着靠一道圣旨扭转乾坤，却看不到大明早已千疮百孔的根基；将领们要么被催得战死沙场，要么被吓得拥兵自保，没人能真正挽狂澜于既倒。 用一场必败的仗去赌大明的未来，本就是死局，而汪乔年，不过是这个死局里最悲壮的一颗棋子。 史料出处：《明史·汪乔年传》《明季北略》卷十九《李自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