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2日，四川达县农民朱仕强在岳父家称帝，当场赏赐朝廷重臣荷包蛋20个。     1980年深秋，大巴山深处的雾气还未散尽，寒意已经顺着山坳钻进每个角落。     在四川达县一个叫刘家坝的村子里，农民朱仕强正酝酿着一场惊动四邻的梦。     他是个读过几年书的人，在普遍文盲的山区算是个“文化人”，平日里跟着做风水先生的外公学了些掐算看相的本事，偶尔也给乡亲们“化水”治病，混口饭吃。     那年的川东北，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吹透层层山峦，许多人家一年的收入不过几十元，鸡蛋是珍贵的财产，通常要攒起来换盐换油。     11月22日，农历十月十五，朱仕强认定这是个黄道吉日。     他在岳父家的堂屋里，召集了八位亲戚邻居。     没有龙袍，他就披了条旧床单，没有龙椅，一把竹编的马架椅权充御座。     最实在的是，他让妻子煮了二十个荷包蛋，热气腾腾地端上来。     在那个年代，这些鸡蛋的价值抵得上一个壮劳力半个月的工钱。     他看着乡亲们狼吞虎咽地分食这些“龙蛋”，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他当场宣布，自己得了玉皇大帝托梦，是真龙天子，将在此登基。     他封岳父为“宰相”，封了几位亲戚为“大将军”，又找来黄纸，央识字的邻居写下“圣旨”，盖上自己刻的木印章。     柴火噼啪作响，映照着几张茫然又带着些许贪婪的脸，这场发生在二十平米土屋里的“登基大典”，在夜色中显得既滑稽又诡异。     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便难以遏制，回到自己家后，朱仕强的“帝国蓝图”迅速膨胀。     他开始着手“册封后宫”，没有金册玉帛，便拆开捡来的烟盒，在背面歪歪扭扭写下封号。     短短几天，他口头册封了四十八名“嫔妃”，名单里包括他的堂妹、小姨子，甚至同村已为人妇的女子。     当他把一张写着“贵妃”的烟盒纸递给堂妹时，对方拽着他的袖子，问的却是当了贵妃家里能不能多分点粮食。     朱仕强挥着手，许诺将来坐稳江山，全村的粮仓都归她管。     这些荒诞的许诺，竟让他的“政权”在村里诡异地运行了几天，他还计划着带领“御林军”去攻占镇上的粮店。     然而，闹剧很快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     在舅舅何兴发家“巡视”时，朱仕强继续以“玉皇大帝附身”自居。     舅舅的两个外孙女，一个两岁，一个才七个月大，因哭闹打扰了“圣驾”。     朱仕强宣称这两个幼童是“反王”，会坏他的大事，必须处死。     在一种集体性的恐惧与愚昧笼罩下，尽管孩子母亲何碧芳哭求，尽管舅舅何兴发在场，却无人敢强力阻止。     朱仕强抄起一把锄头，当众将两个无辜的幼童残忍杀害。     鲜血染红了农家院落，一个路过的中学生目睹惨状，惊恐万分地跑出山村，向公社报了案。     这场由荷包蛋开始的皇帝梦，在持续了大约七天后，于12月初的一个清晨戛然而止。     公社的干部和民警沿着崎岖的山路赶来，将还在摩挲着锡纸皇冠、幻想宏图大业的朱仕强当场抓获。     那件床单改制的“龙袍”被撕下，露出里面破旧的黑棉袄。     他很快被押解到达县公安局，经过审讯，对其利用封建迷信奸淫妇女、毒打群众、进行反动宣传以及故意杀人的罪行供认不讳。     法律没有给这场闹剧留任何情面，朱仕强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朱仕强伏法后，山村逐渐恢复了平静。     通电、修路、年轻人外出务工，时光慢慢冲刷着记忆。     但这起事件并非孤例。     据后来一些资料披露，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一些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类似的“称帝”闹剧竟有上百起之多。     那些自封的“皇帝”背景相似，多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民、江湖术士，在信息闭塞、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环境里，将权力的迷梦与封建残渣混合，酿造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又毛骨悚然的悲剧。     朱仕强的七天“皇朝”，像一个极端的切片，映照出那个特定时期部分农村社会图景中荒诞的一隅。     而那两个永远停留在幼年的生命，邓汉英和邓琼，则成为这场愚昧悲剧最沉痛的注脚。     如果她们活着，如今也该是年近半百的人了。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曾经发生的事实，在提醒人们，远离蒙昧，始终是一项未竟的工程。     主要信源：《达县民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