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位地下党因叛徒出卖被捕。为了把情报送出去，他趁上厕所的机会，三次低声对那个叛徒说："你出去以后，赶紧把信寄出去。"大约1951年前后，地下组织收到一管牙膏。 邱世毅被关押的地方，是上海提篮桥监狱。这座始建于1901年、1903年正式启用的监狱，当时号称"远东第一大监狱"，占地超过六十亩，囚室将近四千间。 国民党统治时期，提篮桥设有专门的审讯刑室，皮鞭、烙铁是常规手段，室内还设有绞刑场。邱世毅进去的时候是1947年，国共内战正打得激烈，特务机关对地下党人员的审讯从不手软。 邱世毅在中共华东局情报系统里是个关键人物，常年在上海和扬州之间奔走，专门负责传递军事情报，交通线一直延伸到苏北敌后根据地。 这个岗位危险程度极高，交通员要穿行于敌占区，靠伪装的合法身份掩护自己，一旦暴露就是被捕乃至处决。 按照周恩来为地下工作制定的原则，这类人员要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把自己彻底融进普通市民的生活里，不露半点马脚。 出卖邱世毅的叫姚茂良，两人曾多次搭档执行潜伏任务，姚茂良对邱世毅的接头方式和活动范围了如指掌。正是这种深度的信任，让姚茂良的叛变造成了最大的破坏——整条苏北交通线随时面临全线暴露的风险。 从1927年以来党的历史看，内部叛变一直是地下组织遭受打击最惨烈的根源，因为叛徒掌握的是最核心、最难防范的内部信息。 邱世毅被捕后，特务连续数日动用重刑，没能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邱世毅在狱中逐渐摸清了一件事：敌人没有杀掉姚茂良，而是打算放他回社会，让他继续潜伏，充当破坏地下组织的眼线。 每次被押解如厕，监狱厕所是唯一能短暂避开看守视线的地方。邱世毅利用这个间隙，压低声音，一遍遍对姚茂良重复同一句话："你出去以后，赶紧把信寄出去。" 三次叮嘱，不是多余的重复，而是要让这个指令刻进对方心里，让姚茂良在今后每一个提心吊胆的夜晚都忘不掉。 那封"信"，早在被捕前就准备好了。邱世毅用专门的密写药水，将华东地区多处潜伏敌特的名单和秘密据点位置一一写下，卷成细卷塞入一支空牙膏管，再重新灌入牙膏封口。 这种藏密手段，是中共隐蔽战线从中央特科时期就开始训练的专业技术——用特殊化学药水书写，肉眼完全看不出痕迹，须用特定显影剂处理才能读取内容，夹藏在日常邮寄物品中，普通邮政检查根本无从察觉。 姚茂良被释放之后，过的是一种双重煎熬的日子。国民党特务那边有命令要执行，组织这边又有那句话压在心里。 1950年下半年开始，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风声越来越紧。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镇压反革命的专项指示；195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正式颁布，勾结特务、参与间谍活动均可入罪。 1951年4月27日夜间，上海市单单一夜就逮捕了八千三百五十九人，此后数日又陆续补网六百余名漏网者。 姚茂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处境。背叛的记录不会凭空消失，将功补过的机会只有这一次。他按照记忆找到了邱世毅当年交代的联络点，把那管牙膏寄了出去。 地下组织收到牙膏时，距离邱世毅被捕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 技术人员小心剖开管身，提取出密写内容，情报上清晰标注了华东地区多处潜伏敌特的详细信息，为公安机关后续的肃清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上海解放初期，华东局情报系统借助各类线索陆续破获了一批重大案件，邱世毅留下的这份情报，是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 邱世毅没能看到这一天。 1949年4月，就在上海解放前的最后时刻，他被杀害，年仅二十六岁。同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军管会接管提篮桥，陈毅当即下令释放政治犯，四十五名中共党员当天走出监狱大门。 差了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