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总理下令查明罗世文、车耀先被捕的经过，调查人员抓到了所有凶手，唯独少了一人，2年后才得知，剩下一人在南通当老师！ 咱们先说说这位罗世文到底是谁。1904年，罗世文出生在四川威远县和自贡交界处的观音滩。小时候家里破产了，这让他从小就体会到了人间的屈辱和冷暖。1920年，他靠着老师和朋友的资助来到重庆读书。那时候正赶上五四新思潮，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逐渐明白了一个硬道理：想要改变命运，光靠个人奋斗行不通，必须推翻反动统治！ 1925年秋天，罗世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取经”。回国后，那可真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1929年，他带着人在遂宁大石乡搞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部”。哪怕后来被四川军阀多路围剿，部队被打散，他依然带病突围回重庆找省委汇报。后来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省委领导接连牺牲，他硬是咬着牙和同志们重建了四川省委，带头搞起了各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 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铁汉子，连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搞“左”倾错误时打压他、监禁他，都没能磨灭他的信仰，直到1936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才恢复自由。 再看看车耀先，他的经历同样传奇。车耀先1894年出生在大邑县，从小当学徒，后来混进了川军刘湘的部队。1926年川军改编，一批共产党人进了部队，车耀先这才接触到共产主义。1927年，刘湘和蒋介石搞了个残害共产党人的“三三一惨案”，车耀先气得当场摔挑子，愤而离开川军，在1929年加入了共产党。 车耀先搞地下工作有一套绝活。他在成都开了一家名叫“努力餐”的酒楼。表面上，他是迎来送往的老板，实际上，这酒楼就是地下党搞统战工作的秘密联络点。他一边办《大声周刊》这种影响力巨大的进步刊物，一边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中拉拢抗日力量。他和罗世文一直是单线联系，被大家公认为统一战线的“线长”。 这两位老战友被捕后，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他们先后被关押在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歌乐山白公馆，最后被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整整六年！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两人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 哪怕在监狱里，他们也没闲着。 1940年下半年，罗世文、车耀先和韩子栋、许晓轩等人，竟然在特务眼皮子底下，秘密建立了一个狱中中共临时党支部。罗世文当书记，车耀先当支委。他们利用敌人办的《复活周刊》，借古讽今写文章，分析国内外形势，团结狱中难友一起斗争。这得需要多大的胆识和智慧！ 时间到了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押回了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8月18日，这是个无比沉痛的日子。敌人决定对他们下毒手了。 中午时分，罗世文心里已经有了预感。他把自己积攒多年的一万元钱拿出来，留作党的活动经费，并写下了最后的绝笔信：“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下午3点，在松林坡刑场上，面对黑洞洞的枪口，罗世文高声吟诵了一首诗：“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车耀先也同样从容。他入党时曾写过：“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他们都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誓言。最令人发指的是，特务们开枪后，居然用木柴淋上汽油焚烧他们的遗体，把没烧尽的骨头随便找个地方掩埋。 漫漫追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重庆解放后，党中央一直没有忘记这两位英烈。为了寻找他们的下落和惩办凶手，建国后公安机关展开了漫长而艰难的调查。 1951年，通过走访幸存的难友和审讯落网特务，大家终于确知两人已经在1946年遇害。到了1953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指示，要求务必查明罗世文、车耀先被捕遇害的详细经过，绝不能让英雄沉冤，决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凶手！ 专案组顺藤摸瓜，当年抓捕他们的四川特种委员会行动组组长周作桢，以及组员刘于利、张治等人相继落网。 就在大家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却发现唯独少了一个人。这个漏网之鱼名叫刘鹤梅。公安部门多次追查，这人简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2年后的1955年，真相才浮出水面。 当年直接参与杀害两位烈士的头号刽子手杨进兴在四川被捕，而那个消失已久的特务刘鹤梅，竟然早就改头换面，悄悄潜回了老家江苏南通，堂而皇之地当起了一名小学教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最终都迎来了正义的审判。 也是在1955年，靠着被捕特务的指认，调查人员终于在松林坡找到了两位烈士的遗骨。四川威远县“罗世文大讲堂”的特聘讲师李宇时讲过一个非常动人的细节：因为两位烈士是同一天被捕、同一天牺牲，加上遗体被焚烧破坏，找到的时候，两人的遗骨已经完全混合在一起，根本分不清你我了。 正因如此，政府在歌乐山为他们修建合葬墓时，两人的雕像永远地并肩站立在了一起。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们题写了墓碑碑文：“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