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被逮捕，后毛泽东亲批：此人不可信任，并且服刑改造长达22年。 1955年春天，潘汉年还是上海市的常务副市长，正随团在北京参加全国党代会。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内部审查，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明确号召高级干部：如果历史上有啥没交代清楚的问题，必须主动向党中央讲明白。 这一番话，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潘汉年的心里。当时下发的材料里，恰好涉及到上海市公安局过往的一些旧案，他看后如坐针毡，失眠了。因为他心里藏着一个压了整整12年的秘密。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敲开了老上级陈毅的门，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交代材料。他以为，凭着自己多年的汗马功劳，主动坦白或许能换来组织的谅解。但他完全低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材料递上去之后，陈毅一看，倒吸一口凉气，连夜送交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勃然大怒，直接在材料上挥笔写下极其严厉的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随即，一道命令下达：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 连上海代表团的其他人都蒙在鼓里，这位主管政法和情报工作的副市长，就这样秘密地失去了自由。随后，长达22年的铁窗与劳改岁月，沉重地压在了他的肩上。 到底是什么秘密，能让毛主席发这么大火？这就得把时间拨回抗日战争最焦灼的1943年。 那时候，潘汉年奉命潜入敌后，主要任务是接触汪伪政权的特工头子李士群，搞点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做情报工作嘛，就是要和魔鬼打交道。谁曾想，李士群这家伙玩了个阴招，伙同另一名特务胡均鹤，直接把潘汉年“挟持”到了南京，硬生生塞进了一场他和头号大汉奸汪精卫的私下会面。 这种见面的性质太恶劣了。潘汉年自己也清楚，背着党中央见汪精卫，这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泥潭。会面其实没谈出什么实质内容，走个过场而已。但致命的问题在于：他回去之后，犹豫了，瞒报了。 咱们客观地站在他的角度分析分析。一方面，当时延安正在搞整风，气氛比较严肃，他怕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接触会引火烧身；另一方面，他可能存着一丝侥幸，觉得只要自己心里有底、没叛变，这点事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也行。这种心理在咱们普通人身上也常见，遇到棘手的大麻烦，总想往后拖一拖。然而在残酷的政治和情报纪律面前，这种拖延极其致命。隐瞒，就意味着你有异心。这也难怪后来毛主席看到交代材料时会如此震怒，因为对于隐蔽战线的指挥者来说，绝对的忠诚和透明是底线。 于是，这位曾经的功臣，成了阶下囚。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新中国的监狱与劳动改造制度了。 根据我国监狱改造罪犯的历史资料，1949年之后，国家彻底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旧监狱制度，对犯人采取“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就在潘汉年被捕的前一年，即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刚刚公布施行。当时的监狱致力于把犯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就是将劳改场所办成“特殊学校”。 潘汉年先后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和秦城监狱。功德林是个什么地方？那里曾经关押并成功改造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还有大批国民党高级战犯，让他们反省了罪恶，变成了新人。可潘汉年和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心里始终认定自己是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 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要求犯人洗心革面、认罪伏法的改造环境里，潘汉年内心的煎熬有多深。他不仅要承受身份落差带来的巨大冲击，还要在漫长的审查中反复剖析自己那次“不可原谅的失误”。1963年，他被定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到了那个特殊的十年动荡时期，他又被重新收监，甚至一度被加判为无期徒刑。 尽管命运如此残酷，潘汉年却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韧性。在晚年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进行劳动改造时，他已经是个满头白发、体弱多病的老人了。但他依然默默承受，不吵不闹，坚持劳动。 据后来的回忆录和解密档案披露，他在劳改农场里，即便生活清苦，也保持着极高的纪律性。他没有任何过激的对抗举动，他心里那团关于信仰的火，其实一直没灭。 终于，时间来到了1977年4月，这位在隐蔽战线上立下赫赫战功、又在改造农场里度过了漫长岁月的“小开”，带着无尽的遗憾，病逝于劳改农场。他终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洗刷冤屈的那一天。 历史总是会在沉淀之后给出最公正的判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其重视潘汉年的案子，经过细致入微的调查，得出了掷地有声的结论：潘汉年在几十年为党做情报工作期间，从来没有背叛过组织。他当年获取的情报，在促成全民族抗战等关键节点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2年，中共中央正式发文，为潘汉年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