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周恩来听到有人反映，领导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在外面等候的司机，交通民警都没有休息和解手的地方，周恩来很重视这件事情，让人把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的地下室改成休息室，还在里面设置了厕所。日常出行时，即使工作再繁忙，也不搞特殊，他的司机总想着快点，再快点。而周恩来却对他说，开的慢点 ，不要抢，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想着群众。 周恩来从年轻时候就投身革命，一步步走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领导岗位上。他1898年出生在江苏淮安，家里条件一般，早年靠叔伯抚养，读过私塾，也上过新式学校。1917年去日本留学，看到日本军国主义那套扩张路子，心里越来越清楚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回国直接参加天津的学生运动，组织觉悟社，办报纸，宣传新思想。那时候他就被捕过，在监狱里也没闲着，继续读书学习。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从那以后就一直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4年回国，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培养了不少军事干部。南昌起义后，他参与创建人民军队，长征路上支持正确路线。抗日时期在国民党区域做统战和谈判工作，解放战争中协助指挥作战。新中国成立，他担任总理，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管经济、外交、内政，几乎所有大事都过他的手。 他工作强度特别大，经常通宵达旦，开会、批文件、见人，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但他从来没把自己当特殊人物，总想着基层的实际困难。人民大会堂开会那件事就是典型例子。有人反映说，领导们在里面开会，外面东门停车的司机和指挥交通的民警站半天没地方坐，也没厕所用，憋得难受。周恩来一听就重视，马上安排人把东门外地下室改成休息室，装上椅子、桌子，还专门建了厕所。改完之后还让人去检查，确保真能用得上。这件事虽小，却说明他考虑问题总是从最基层的人出发，不光看上面开会顺利不开顺，还看外面等的人舒不舒服。 坐车出门也是这样。他时间紧，司机着急，总想把车开快点，早点到地方，好让总理多办点事。周恩来却反复叮嘱，开慢点，不要抢道。过人多的路口，不让按喇叭，怕吓着行人。下雨天路面有水，更要减速，免得溅一身泥水给路边的人。他这些要求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实打实落实到每次出行。司机慢慢也习惯了，知道总理想的不是自己赶时间，而是路上普通老百姓的安全和感受。 还有一次晚上，他听说王府井霓虹灯亮了，就想去看看。到了百货大楼，正好广播在清场，虽然还没到闭店时间。工作人员想清空商场让他安静逛，他直接说不行，怎么能因为领导来就把买东西的群众赶走。马上让广播停掉，然后他像普通顾客一样进去逛，走到哪个柜台都仔细看，问问价格、质量，还买了几样东西。顾客认出他来打招呼，他就跟大家聊几句，问问生活怎么样。那天商场里气氛很自然，没人觉得有领导来了就得紧张。 这些事加起来，就能看出周恩来一贯的作风。他不搞特殊化，从来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工作再忙，也要把群众放在心上。1970年代初他身体已经很差，1972年查出膀胱癌，之后反复住院、手术，但还是坚持工作。批文件、开会、接待外宾，一样没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