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说：“让红军走出死亡之谷，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而不是什么集体智慧。每当革命危机时刻，都是毛泽东思想和路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多次我认为毛主席是错误的，表示了反对，但后来都证明毛主席是对的。有一次我确信毛主席是错误的，表示了反对，可后来证明毛主席又是对的。 周恩来1898年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已经败落的官僚家庭，幼年丧母，家境每况愈下，从小就感受到生活的压力。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接触到新思想，参加了学生爱国活动，组织过觉悟社，读了不少进步书刊。五四运动期间他在天津积极参与罢课和游行，被捕坐过牢，出狱后救国决心更坚定。1920年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欧洲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思想彻底转向共产主义。1924年回国后直接投入国共合作工作，先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升主任，负责政治教育，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体系，培养出一批革命军人。北伐开始，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参与东征，管宣传和群众工作。1926年底转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秘密领导工人运动。1927年3月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拿下上海除租界外的地盘，为北伐军进城创造条件。同年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这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人民军队从这里起步。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受挫后，周恩来转入地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他继续当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在上海白色恐怖环境下坚持地下党活动。1931年底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领导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管苏区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推动红军走向正规化。在苏区时期，他协调军政关系，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维护党内团结。那时候党内很多人，包括周恩来在内，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思路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有不同看法，周恩来一度更倾向城市中心论。但通过实际战斗，他看到毛泽东的军事原则在反“围剿”中一次次打胜仗，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挥往往带来损失，于是逐步调整立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关键时候帮忙协调，推动党内路线向正确方向靠拢。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湘江战役后部队从8万多减到3万左右，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但真正让大家信服的转折点在之后的几次关键决策。3月上旬，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部队士气回升，有人提议打打鼓新场，那里驻着黔军一个师，中央开会讨论，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进攻，只有毛泽东反对。他认为敌人滇军川军已经在往那里赶，红军硬打会吃大亏。会议多数意见通过，决定进攻，还撤销了毛泽东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周恩来负责落实命令，深夜写好准备发。毛泽东觉得不对，第二天凌晨找到周恩来反复说明不能硬拼，要在运动中歼敌。周恩来听完觉得有道理，同意暂缓。接着三人一起说服其他人，军委取消原计划。几天后截获敌方电报，证实打鼓新场已集结重兵，如果真打后果严重。这件事让周恩来更清楚毛泽东的战略眼光。之后四渡赤水，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来回机动，甩开敌主力，渡过金沙江。起初有人不理解这种打法，林帅还写信要求换指挥，但结果证明这一系列行动保住了红军主力。从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内军内真正稳固下来，大家逐步认识到跟着他的路线才能在生死关头活下来，革命才有希望。 长征结束后，抗日战争爆发，周恩来长期驻重庆，领导南方局，做统战和外交工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期间，他协助毛泽东制定大战略，负责后方协调和谈判事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主持政府日常工作，领导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工业基础。1950年抗美援朝决策时，毛泽东力主出兵，周恩来全力支持，组织后勤保障和外交斡旋，打出国威军威，为国内争取到几十年和平建设环境。整个建国后三十年，他夜以继日处理内政外交，推动“一五”计划、大跃进调整、三年困难时期恢复、中苏关系处理、对美关系突破等重大事务。在台湾问题上，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和平解放方针，对台湾地区防务部活动保持高度警惕，同时争取和平统一途径。 周恩来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一生在革命最危险的时候多次用行动证明对毛泽东思想的拥护。他反对意见可以提，但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往往更符合实际，尤其在生死存亡关头。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膀胱癌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全国上下沉痛悼念，他的去世让无数人感到巨大损失。他留下的，是对革命忠诚、对正确路线服从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