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张海报，正午阳光要拍《重庆号》，这段历史拍好了，也是相当精彩、悲壮的。 重庆号这艘军舰并非凡品，它的前身是英国皇家海军著名的林仙级轻巡洋舰“曙光女神”号，1936年建成于朴茨茅斯造船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这艘战舰战功赫赫，曾参与围歼纳粹德国王牌战列舰“俾斯麦”号的行动，后作为地中海K舰队的旗舰，在两个月内击沉击伤德意军舰20余艘，令敌人闻风丧胆，获得了“银色魔鬼”的绰号。 二战结束后，为抵偿香港英国当局丢失中国6艘港湾巡逻艇的损失，英国政府于1948年5月将这艘功勋战舰赠予中国。 同年8月，经数千海里的航行，这艘满载排水量达七千余吨的巨舰驶入吴淞口，更名为“重庆”号，成为当时中国海军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主力战舰，被视为移动的海上堡垒。 舰长邓兆祥，11岁就投身海军、两次负笈英国留学，是一个颇具正义感的职业军人。 重庆号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派到了东北战场，1948年10月，在葫芦岛外海，狂轰解放军塔山阵地。 在当时，这种将强大武力用于同室操戈的场景，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邓兆祥和许多官兵的心里。 那些随舰回国的年轻士兵，大多是怀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热血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他们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与日落西山般的败局，心中充满了幻灭感。 在寂静的深夜，底舱和水兵住舱里，暗流开始涌动。 以王颐桢、毕重远等为核心，二十多名士兵秘密成立了“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几乎在同一时间，另由曾祥福、莫香传等人联络的军官和士官也组成了另一个起义团体。 他们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更不知道舰上已有地下党张启钰、毕重远等人在默默地发挥作用。 历史的巧合在于，这些各自为战的火种，最终将汇聚成同一道刺破暗夜的闪电。 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奉命从高昌庙启航，开至吴淞口抛锚待命。 种种迹象表明，军舰很可能要溯江而上，开进长江，配合江阴要塞阻击解放军渡江，一旦进入航道狭窄的长江，起义将变得极为困难，甚至可能被两岸炮火轻易摧毁。 2月24日晚，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就在当夜动手。 25日凌晨1时30分，行动开始。 值更的毕重远不动声色地按计划行动，他与战友巧妙地将值更哨兵诱至雷达室缴械。几乎同时，起义骨干切断了所有电话线路的电源，冲进无线电室控制了发报设备，重庆号瞬间变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信息孤岛”。 解委会成员们迅速打开武器柜，按分工像一把把尖刀插向军舰的各个要害，将所有军官从睡梦中拖起来集中拘禁。 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在弹药库堆上炮弹，引信裸露在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一旦失败，便与敌舰同归于尽。 一切就绪，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舰长邓兆祥。 解委会成员来到舰长室，向邓兆祥表明了身份和起义的决心，邓兆祥事先并未直接参与士兵的密谋，但对国民党的失望和对光明前途的向往，已在他心中埋下伏笔。 在短暂的沉默后，邓兆祥没有犹豫，他戴上军帽，坚定地说：“我带领你们。” 凌晨5时45分，在邓兆祥的亲自指挥下，重庆号起锚，以24节的航速，向着未知的解放区全速前进。 2月26日清晨，山东烟台子午岛的解放军岸防部队猛然发现，一艘银灰色的巨舰正缓缓驶来。 警报拉响，炮口指向海面。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们愣住了：巨舰上所有火炮齐齐上仰60度，炮口朝天，这是国际公认的无意开火的表示；甲板上，有人奋力挥舞着白色的被单。 重庆号，起义成功了！ 消息传到西柏坡，毛泽东、朱德联名发来嘉勉电，称此举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然而，欢喜是短暂的。 得知重庆号起义，蒋介石暴跳如雷。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恨恨地写道：“此为我海軍之奇恥大辱，惟有將其炸沉，以免為匪利用。” 他严令空军，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找到并炸沉重庆号。 3月初，为安全起见，重庆号转移至更靠北的葫芦岛港，尽管官兵们用砍伐的树枝对军舰进行了伪装，但3月18日，一架国民党侦察机还是发现了目标。 3月19日，炼狱降临。 九架B-24重型轰炸机排着编队，对准重庆号投下了密如黑点的炸弹。 舰上的起义官兵们用高射炮奋起还击，六名士兵壮烈牺牲。 此后，重庆号多处中弹，舰体严重受损，无法有效还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保存宝贵的海军人才，中央无奈下令：拆下舰上精密仪器和武器，人员撤离，然后打开海底门，自沉军舰。 这一幕极为悲壮。 令历史欣慰的是，军舰沉没了，但人的希望没有沉没。 邓兆祥和五百多名起义官兵安全转移，进入东北解放区。 1949年5月，以重庆号起义官兵为基础，新中国第一所人民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在丹东成立，邓兆祥被任命为校长，那些曾在英国接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成为组建人民海军的宝贵火种，撒向了万里海疆。 邓兆祥这位经历了北洋、民国和新中国的老海军，在后来的岁月里，历任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最终成为人民海军德高望重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