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性认知局限性？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要人的缺席，大概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中共一大放在历史上是一件极其大的事，当时总共有13人参加了一大。可作为建党“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居然缺席了，本应去开会的邓中夏也缺席了。而且他们三人缺席的原因，还都多少让人觉得：相比与一大这样的大事，那些“原因”显得有点过于鸡毛蒜皮了。 陈独秀缺席一大的原因是：一大是在李汉俊的家里召开的，可他刚刚跟李汉俊吵完架，他们关系正僵着，他心理上不愿意去。 另一方面，陈独秀正在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经费，他一走筹款就会中断，所以就干脆委派陈公博、包惠僧参会，并提交书面意见。 李大钊缺席一大的原因是：他当时正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教授，兼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联谊会主席。李大钊每天忙于追讨薪金，有点走不开。 邓中夏未参加一大，是因为他当时要去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会议，他因为觉得时间上冲突，就决定不去，最终是由刘仁静去参会。缺席一大的还有其他党员，包括罗章龙，他缺席是因为当时要搞工人运动。 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相比中共一大，等于是芝麻相比西瓜，完全没有可比性。 之所以陈独秀等会为了芝麻丢了西瓜，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认知局限性。他们在当时那个点上，根本就意识不到：28年后，这个新生的政党，会夺取全国政权。 站在28年后回看中共一大，这次会议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 也因为陈独秀等都未意识到中共一大的重要性，最后这样一个机会，愣生生砸到了资历其实尚不够的刘仁静的头上。 刘仁静后来说：“这个莫大的历史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除了中共一大背后的“集体缺席”故事，李鸿章、张之洞也曾有过历史认知局限，他们当时认为中国制度、文化都没问题，只要买枪买炮就能赢。而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乃在制度、思想、生产方式。这不是眼界不够，更不是智商问题，而仅仅是历史认知局限。 历史认知局限的本质是：信息不全、经验有限、立场和环境束缚、时代结局限制等。 再回到中共一大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他们不是不重视，不是没远见，而是从当时的点看过去：中共一大就只是一次普通的秘密会议，他们根本不可能预判到几十年后的历史走向。 回到当下：我们的很多寻常的一天的一个寻常事，可能也将成为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以至于未来，那个当天看起来很寻常的事，往后余生会被频繁记起、提及。 而这种意识不到，恰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历史认知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