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张宗昌和张作霖把酒言欢，张宗昌让自己的几个姨太太作陪，喝了3斤白酒后，两人都有些喝高了，张作霖借着酒劲，说道：“宗昌好福气啊，身边的每个女人都跟花一样漂亮，山东的风水就是养人啊。” 对于张宗昌来说，女人根本等同于炫耀权力和满足虚荣心的战利品。当时他看着张作霖那直愣愣的眼神，心里自然跟明镜似的。为了讨好顶头上司，张宗昌非常大方地一挥手，直接把三姨太身边一个叫李兰玉的贴身漂亮丫鬟，当成礼物送给了张作霖。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突破底线的行为，但在那个时代，弱势的女子往往只是军阀酒桌上用来交换利益的筹码。 这李兰玉到了张作霖身边后，倒也得了宠，很快肚子里就有了动静。眼看着张作霖准备将她正式迎娶进门，母凭子贵就在眼前。偏偏天有不测风云，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当场炸身亡。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李兰玉的命运。她连大帅府的门都没能进，只能孤身一人将腹中的孩子拉扯长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兰玉为了保护儿子，把这段和张作霖的隐秘关系死死瞒住，咽进了肚子里。直到临终前，她才把这个秘密连同一缕张作霖的头发和一张英文存单，交给了儿子张学忠。 时间线拉到2004年，张学忠突然对外公布了自己的身世，宣称自己就是张作霖的后代。为了讨个名分，他甚至和张作霖旧府的研究院杨景华打起了漫长的官司。这场官司足足打了六年之久。尽管张学忠后来还找到了当年的奶妈出具声明，但由于这些证据在法律层面上存在伪造的可能，他的身世始终无从考证，最终还是输掉了官司。虽说结果令人唏嘘，但这个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风波，足以让人看到当年那场荒唐酒局留下的悠长余波。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一个弱女子和她的后代头上，就是一生难以正名的枷锁。 张宗昌对婚姻和女人的态度，可谓是彻底的自私与疯狂。他自诩是大英雄，觉得把青楼女子接回家就是一种“拯救”，还大言不惭地反驳当时追求一夫一妻制的进步思潮，认为男人在外奔波劳累，回家多几个老婆理所应当。 他不仅娶了中国各地的姑娘，还收了五个白俄罗斯女人，洋洋得意地称她们为“五朵金花”，连日本人、朝鲜人也被他收入囊中，简直像个“国际部队”。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看上的女人，无论对方是否愿意，他都要强行霸占。 他甚至连自己的小姨子都不放过。正妻袁书娥的亲妹妹袁中娥原本只是来探亲，被他看上后抵死不从。张宗昌毫无怜悯之心，直接将她关起来活活饿了几天，逼得袁中娥最终低头，此举也导致亲姐妹反目成仇。还有朝鲜反日义士安重根的侄女安淑义，逃难流落街头，也被他抢回府里生下女儿。 对于这些女人，他根本没有半点真心。由于数量太多，他干脆按编号来叫。高兴了就把女人当成物件赏赐给部下，犯错了就跟管理军队一样立规矩体罚。他的府邸，简直就是一个毫无尊严可言的女子魔窟。也难怪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更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姨太太。 如果说他在私生活上是个禽兽，那他在政治上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君。1925年他掌管山东大权，老百姓的日子直接掉进了冰窟窿。他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和奢靡的生活，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得离谱，军队更是明目张胆地抢掠烧杀。 最让人啼笑皆非又咬牙切齿的，是1927年山东那场空前的大旱。当时地裂庄稼枯，百姓颗粒无收，纷纷去龙王庙烧香磕头求雨。张宗昌眼看军队粮饷也收不上来，便带人在千佛山设坛祈雨。跪了几天没见一滴水，这个骨子里充满匪气的人觉得老天爷驳了他的面子，大发雷霆。 他当众在柱子上写歪诗骂天，质问玉皇大帝同样姓张，凭什么难为他。骂完还不解恨，他直接下令把十九门过山炮拉到千佛山上，对着天空一顿狂轰滥炸！这种只图泄愤的荒诞操作，把山东人的脸都丢尽了，报纸纷纷痛骂他胡闹。他不从水利救灾着手，只想用大炮威慑老天，足以看出他对权力的狂妄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大旱之后伴随的是更加残酷的镇压。商会的人求情减税，他二话不说当场枪毙两人以示警告。有记者在名片上印的头衔多了一点，他看不懂，觉得对方是在自己面前摆谱，同样也是当场毙掉。在他眼里，权力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草菅人命的通行证。 1928年北伐军打来，他兵败逃往日本，曾经不可一世的“狗肉将军”成了丧家之犬。那些被他当成物件的姨太太们也树倒猢狲散，各奔东西。 到了1932年，张宗昌贼心不死，企图从北平回到济南东山再起。然而，就在他走下济南火车站的月台时，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开枪的刺客名叫郑继成，正是当年被张宗昌秘密杀害的将领郑金声的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