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自宋以来总体趋向懦弱 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北宋以兵变得国，深恐武人跋扈重演乱局，遂确立“崇文抑武”之国策，以文制武、防范过甚，致使军民血性渐衰；明清多袭其制，未能扭转此风。儒家学说渐趋僵化腐朽，沦为科举取士之工具，尤其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视科技为“奇技淫巧”、“仁义道德”为治国根本，早先孔子倡导“六艺”之中所涵养的勇武精神日益被阉割。治国之权常操于宫闱宦官之手，为官者多系文弱书生，罕有兼通武略之人。加之农耕文明安逸保守，缺乏海洋文明冒险或草原蛮族部落之悍勇体魄与扩张精神。此外，辽、金、蒙、清等异族政权屡番南下征服扩张，对中原反抗力量进行残酷镇压，敢于抗争者多遭屠戮，幸存之民往往因袭苟安，血性传承日渐稀薄。 正因如此，经济繁荣、文化鼎盛之北宋，先后受制于辽、金，终遭“靖康之耻”；岳飞的勇武因皇帝猜忌昏聩而枉死风波亭，南宋最终亦亡于蒙元，陆秀夫负幼帝投海，十万军民同殉国难。元朝统治未久，因其腐化与内耗，被朱元璋率领尚存血性的起义民众推翻。然而人口近两亿的明朝，竟被兵力仅十餘万的满清军所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汉人人口锐减。清廷儒化后亦渐失锐气，闭关自守，终在列强侵凌下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无数，屈辱不堪。及至抗日战争，日军以百余万兵力侵佔大半个中国，伪军数量竟达二百余万，南京大屠杀等惨剧接连发生，军民伤亡超过三千五百万。若无国际形势演变与外援支持，存亡犹在未定之数。 血性精神之重振，见于抗美援朝一役。志愿军以简陋装备、顽强意志与无畏牺牲，力抗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将其推回三八线，打出军威国威，赢得数十年和平发展之机。 然数十年来，承平日久，对越自卫还击战表现未尽如人意，独生子女家庭渐多，社会娇气渐长，加之某些积弊影响人心，对外策略一度偏重韬光养晦，军事建设虽进步却犹未足。近年网络竟有“战时我不上，也不让儿孙上”、“台湾只能和平统一，不能武统”、“贸易战打不得、应尽快投降”之论调，懦弱自私之态毕露。此一方面反映社会确有弊端，民心有待凝聚，爱国教育亟待加强，必使“国知护民，民乃愿为国捐躯”；另一方面，亦不排除境外势力煽惑引导，意图瓦解斗志、搅乱思想。若未来不得已面临统一之战或外敌介入，国人依旧畏战惜身、甚至再现昔日“伪军遍地”之况，则血性荡然、国运堪忧。 反观世界其他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以海盗精神起家，凭大航海时代四处拓殖，在美洲、澳洲等地往往屠戮土著、扩张疆土，美国立国后几乎无岁不战，由90万平方公里扩展至930余万平方公里，民间枪支持有普遍，岁有死伤，其性悍否？东斯拉夫民族尤以俄罗斯为代表，二战死伤惨重，而民风粗犷强悍，被誉为“战斗民族”。德意志民族亦曾军威鼎盛，血性昭然。汉民族在秦汉隋唐时，本也豪迈尚武、气吞万里，老秦人一扫六合，汉军喊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唐时名将如云、四夷宾服。可惜自宋以后，勇武之风日衰，血性渐消，再难复当年之气象。 有诗云： 腐儒蜂起壮士死，神州从此夸仁义。 一朝虏夷占中原，士子豕奔懦民泣。 文人骚客千千万，耀马提枪渐渐稀。 屠城京观垒垒骨，血魂销尽世世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