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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一高僧,因错读佛经而开悟,先后圆寂两次,一假一真 宋朝佛教史上,有些公案听

宋朝一高僧,因错读佛经而开悟,先后圆寂两次,一假一真 宋朝佛教史上,有些公案听起来特别离奇,却又带着让人回味的真实味道。温州瑞鹿寺的遇安禅师就是其中一位。他因为读《楞严经》时断句跟大家不一样,反而因此开悟,后来示寂的过程更是让人瞠目——棺材里躺了三天,竟然还能坐起来说话,呵斥弟子别再开棺,随后才真正圆寂。这件事记载在《五灯会元》里,不是野史杜撰,而是禅门正统传承下来的公案。 遇安禅师是福建福州人,早年到浙江天台山出家,拜在天台德韶国师门下参学。德韶国师是法眼宗的重要人物,影响很大,遇安在他那里打下扎实的禅学基础。后来他住持温州瑞鹿寺,寺院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僧俗来参访的不少,他接引人时总以平常心待之,不搞那些花哨的机锋。平日里他最喜欢读《大佛顶首楞严经》,这部经在宋代禅宗里地位很高,很多人都拿它来印证自己所悟。   关键就在这部经的某一段。原文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按照传统的句读,这句话的意思是把“知见”建立在“知”上,那就是无明的根本;如果“知见”没有“见”,那就是涅槃。遇安禅师却读成了“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就这么换了个断句,他忽然开悟了。开悟之后,他每次读经都坚持这个读法。别人指出不对,他只说这是自己亲证的,不会改。丛林里后来就把这种读法叫做“安楞严”,算是给他的特别标记。 这件事在禅门里流传开来,不是因为读法本身有多玄乎,而是它提醒人:文字的执着有时反而成了障碍。真正见性的人,句读正不正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下豁然贯通的感觉。遇安禅师开悟后,行事作风没变,依旧老老实实住持寺院,教导弟子。宋太宗至道元年,也就是公元995年,他预知自己时至,留下辞世偈:“不是岭头携得事,岂从鸡足付将来。自古圣贤皆若此,非吾今日为君裁。”偈子说完,他就安排后事。   他让弟子准备棺材,入棺后盖上盖子,弟子们以为师父已经圆寂。整整三天过去,弟子们打开棺材准备荼毗,却见他右胁而卧,姿势跟活着时小憩一样。众人悲痛大哭,就在哭声中,他忽然坐起来,对弟子们说,谁再开棺就不是他的弟子。说完又躺回去,这次是真的走了。从此弟子们再不敢动棺材,按他的遗命处理后事。   遇安禅师的“错读”其实不是错,而是打破常规的执着,直指本心。宋代禅宗发展到那个阶段,已经从唐代的棒喝机锋,慢慢转向更注重文字般若和日常行持的路子。遇安的例子,就体现了这种转变:一句经文的不同读法,成了他悟道的契机,也成了后人讨论的焦点。   《五灯会元》把这件事收录进来,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想让修行者明白,禅不在形式而在心。遇安禅师一生低调,住持一方,没留下太多语录,却因为这个公案,让“安楞严”三个字在丛林里流传了好几代。直到今天,读《楞严经》的人偶尔还会提起他,说起那句读法的公案,总会感慨一句:有时候,错的反而对了。   遇安禅师的示寂方式,也让后人看到禅师对生死的态度。不是刻意追求神异,而是自然而然,顺着因缘走。他预知时至,安排好一切,入棺后让弟子盖盖子,三天后短暂复起告诫,再入灭。这过程没有多余的渲染,却透出一种平常心。禅门里常说,生死事大,但对真正见道的人,生死也不过是来去自如的事。遇安禅师用自己的方式,把这句话活生生演了一遍。 在宋代佛教的背景下看,这个公案还有一层意思。那时候印刷术发达,经书流传广,僧人读经的机会比唐代多很多。但读得越多,越容易陷入文字相。遇安的“安楞严”正好点出这个问题:别让句读绑住自己,真正要紧的是见性。丛林里后来有人拿这个公案开示后学,说修行到最后,文字是船,过了河就该放下。遇安禅师把船用完了,也没舍不得扔。   如今再看这个故事,还是觉得有味道。它不光是讲开悟,还讲了怎么面对生死,怎么对待传承。遇安禅师没把自己当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弟子也没把他神化,只是老老实实记下公案,传下去。禅宗的魅力大概就在这里:真实,不做作,经得起时间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