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68年，严凤英趁着丈夫熟睡，来到床头柜前，将事先准备好的100片安眠药吞下，第二天一早，丈夫看到严凤英留下的遗书，马上叫了救护车，谁知等来的却是一群反动派。 那晚的合肥，夜色压得很低，窗外的梧桐叶一动不动。严凤英躺在床上，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回着这几年的日子——从黄梅戏舞台上的《天仙配》《女驸马》，到一次次被叫去问话，批斗，检讨。她不是没抗争过，可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把她好不容易筑起来的艺术世界冲垮。 丈夫王冠亚睡得沉，呼吸匀称，她看着他的侧脸，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她是爱他的，可眼下这局面，她怕自己连累他。床头柜上的安眠药瓶是早就备下的，瓶盖拧开的时候，她的手没有抖，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清晨，王冠亚醒来，发现身边空了。枕头边留着一张纸，字迹歪歪扭扭，写着“我不是反革命，请把我的遗体交给医生解剖，我是病死的”。他脑子嗡的一声，抓起衣服就往外跑，一边喊救护车，一边给剧团的人打电话。 可等车子停在楼下，下来的不是医护人员，而是几个穿制服的人，进门就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遗书被撕成碎片，散在地上；衣柜里的戏服被扯出来，扔得满地都是；就连墙角的黄梅戏唱片也被踩碎，发出刺耳的声响。他们嘴里喊着“抓现行”，可眼前明明只有一具已经冰凉的身体。 严凤英的死，从来不是简单的“自杀”。她是新中国黄梅戏的顶梁柱，17岁登台，把原本只在乡野流传的黄梅调搬上了大剧院，唱红了全国。可到了文革，艺术成了原罪。有人说她的唱腔“软绵绵像资产阶级情调”，有人翻出她早年拜师的旧事，硬扣上“封建余孽”的帽子。 剧团里的老搭档一个个被打倒，她看着曾经的舞台伙伴挂着牌子站在台上挨批，心里清楚，下一个就是自己。她不是没想过活下去，可那些没完没了的审查、隔离，还有随时可能砸到头上的“反革命”大帽，让她觉得喘不过气。 王冠亚后来回忆，那天他跪在地上捡遗书的碎片，手指被纸边划破，血滴在“病故”两个字上。他想争辩，可对方根本不听，只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把现场封锁。直到下午，才有医生被允许进来，可那时候，严凤英的身体已经僵硬了。解剖结果说是“安眠药中毒”，可谁都知道，真正杀死她的，是那些没证据的指控，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是把一个艺术家逼到绝路的疯狂。 她走的时候才38岁，正是艺术家的黄金年纪。舞台上的七仙女还在观众心里活着，可台下的严凤英已经没了。后来平反的消息传来，王冠亚把她的骨灰分成两份，一份撒在她最爱的巢湖里，一份埋在老家祠堂的后山。他说，这样她在天上地下都能听得到黄梅戏了。 这些年，总有人说严凤英“脆弱”，可谁见过被扒掉戏服、砸烂乐器、指着鼻子骂“毒草”的艺术家还能笑着登台？她的遗书里没写怨恨，只求还她清白，可就这么简单的要求，在那个年代都成了奢望。现在再看那段历史，不是为了揪着过去不放，是要记住，当一个社会容不下艺术的真诚，容不下人的尊严，再亮的星星也会被乌云遮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