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徐志摩嫌弃张幼仪土气，但晚上却仍然跟她行“夫妻”之事，张幼仪晚年也曾回忆说：大婚当天，我们就圆房了，在英国时，虽然他白天不同我讲一句话，但晚上他仍然和我行夫妻之事。 这段婚姻，说白了，从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你情我愿走到一起，而是被安排好的，张幼仪十五岁那年，被家里安排出嫁，穿着红嫁衣，等着见自己的丈夫。 对她来说，那是人生的大事，是要一起过一辈子的人，可对那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桩婚事更像是个任务。 新婚那天，两个人第一次正式面对面，她等着对方说点什么，哪怕一句称呼也好，可对方看了她半天，最后什么也没说，那种冷场，其实已经把很多事情说明白了，人是娶进门了，但心根本没打算交出来。 但该履行的“夫妻义务”，他倒是没有落下，之后的几年里，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很少，见面的次数都能数得出来。 可每次见面，关系都停留在最表面的那一层，她后来自己也说过一句很直的话，大概意思就是：在他眼里，自己就只是个被安排来的女人，并没有被当成真正的伴侣。 1918年，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按传统观念来说，这是件能让她在婆家站稳脚跟的事，可对他来说，好像只是完成了一项该完成的事情，孩子一出生，他就离开，去国外继续自己的生活。 从这时候开始，两个人的差距就越来越明显了，后来她千里迢迢跑去国外找他，本来是想着夫妻能多点相处的机会。 可现实是，他那时候已经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对这个原配妻子反而避之不及，为了不跟她单独相处，甚至刻意找人一起住，让家里变得像公共空间一样。 白天几乎没有交流，连最基本的关心都没有，但到了晚上，他又默认对方必须履行妻子的责任。 这种状态其实很矛盾，情感上完全疏离，但行为上却仍然占着“丈夫”的位置，对张幼仪来说，这种日子既委屈又压抑，可她当时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忍着。 后来她再次怀孕，对方的反应却是让她把孩子打掉，她害怕，不敢答应。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这种事本身就有风险。 可对方的态度很冷，把这件事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完全不需要考虑她的处境和感受，说完之后，人还消失了一段时间，把她一个人留在异国。 等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对方带着离婚的想法出现了，时间点选得也很尴尬，她刚生产完，身体还没恢复，情绪也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被要求马上签字结束婚姻，她想拖一拖，或者找长辈商量一下，但对方态度很强硬，不给任何缓冲的空间。 那一刻，她几乎是被逼着做决定的，更讽刺的是，离婚的理由写得很轻巧，甚至有点像借口，表面上说的是外在不匹配，但实际上，问题早就不在这些表面条件上了，而是在于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情感基础。 对张幼仪来说，这段婚姻里，她一直在适应、在忍耐，她从小接受的观念，就是要听从安排，要把家庭放在第一位，要生儿育女、维持关系，她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没有条件去拒绝。 很多人后来问她，为什么不反抗，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一个十几岁就被推进婚姻的人，当时所处的环境，很难让她有“说不”的空间。 真正的转折，反而是在离婚之后，离开那段关系，她开始慢慢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去学习、去接触新的环境，然后回国发展事业，从一个被动接受安排的人，变成能自己做决定的人。 她后来做生意、参与管理，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地位和经济能力，生活不再围着别人转，而是有了自己的节奏。 再往后，她重新组建家庭，日子过得平稳踏实，有意思的是，时间拉长来看，反而是她把很多事情处理得更有分寸，前夫去世后，一些后事反倒是她在出面处理，对待曾经的人和事，也没有太多怨气，更多是一种看开了的平静。 她晚年提起那段经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激烈的情绪，反而觉得，当初那场结束，某种程度上反而让她有机会走出另一条路。 如果一直被困在原来的位置上，她可能一辈子都只能按别人设定好的角色生活。 所以这件事，说到底，不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冷漠，而是一个时代背景下的婚姻样子，有人被捧在光里，有人却只能在关系里不断让步。 但也正因为走过那一段，她后来的人生，反而更清晰、更有力量。 对此你怎么看？ 信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