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郑文道求死未果被日军囚于医院。护士换药时总多给一张纱布，他猛然警觉，这是传递最后情报的生机。     1942年7月末的上海，拉都路敦和里28号三楼那间屋子里，日本宪兵的脚步声在凌晨时分响起。     门被踹开时，一个叫郑文道的年轻人正在睡觉，他化名程和生，公开身份是满铁上海事务所的研究员。     被捕之前，他刚整理完一份关于沪西纱厂的情报，还揣在身上没来得及送出去。     这间屋子里还住着他的战友倪之璞，两个人被带走后，审讯立刻开始。     日本特务把他关进卫生间，皮带抽、烙铁烫，翻来覆去只问一件事：你的上线是谁？联络站在哪里？郑文道咬死了就一句话，我就是一个普通职员，跟日本人是工作关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特务们翻出另一个名字来问他，刘国光的住址在哪儿？这名字一出口，郑文道心里就有了数，敌人已经掌握了部分线索。     他故意扯着嗓子喊了好几声“我不知道刘国光的住址”，声音大到隔壁的倪之璞听得一清二楚。     这是在给战友报信，告诉他们敌人知道多少底细了。     审讯没有结果，特务们只好把他和倪之璞押上吉普车，送往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司令部。     车子开到江西中路和汉口路交叉口的时候，郑文道瞅准了机会，突然纵身从车厢里跳了出去。     车速太快，他脚没沾地，脑袋先撞在了路面上，当场血流如注，昏死过去。     这一跳不是为了自杀，他是想制造一个大动静。     上海滩的街头出了这样的事，消息肯定传得飞快，那些还没暴露的同志听到风声，就知道情况不对，该撤的撤，该藏的藏。     日本特务急了眼，好不容易抓住的人要是死了，上哪儿找口供去？他们赶紧把郑文道送进医院，抢救过来以后，用皮带把他手脚绑在病床上，门口派人守着。     特务头目还假惺惺地跑来探望，说这次逮捕是误会，让他安心养伤。     郑文道心里清楚，这帮人哪是关心他的伤，不过是怕他死了，留着他这条命好继续撬开他的嘴。     就是在这间病房里，转机出现了。     负责给他换药的那个护士，每次来换药的时候，都会趁日本看守不注意，悄悄多塞给他一张干净的纱布。     一次两次郑文道还没往心里去，但连着好几天都是这样，他就警觉起来了。     普通的护士哪敢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多给东西？这十有八九是组织上安排来跟他接头的自己人。     纱布不是白给的，那是传递情报的工具。     他强忍着浑身上下的伤痛，趁日本看守换班的那点空隙，用手指蘸着伤口上还在往外渗的血，在纱布的夹层里头一个字一个字写下了那条还没送出去的情报——沪西纱厂的同志需要转移，日本人的搜捕就在这几天。     情报写好了，藏在枕头底下，就等护士再来换药。     那一天，护士端着托盘进来，照例多拿了一张纱布。     郑文道趁日本看守转身的工夫，把藏了情报的那张纱布塞进了护士手里。     刚要松一口气，有个日本兵折返回来，差点撞上。     郑文道急中生智，整个人往床栏上撞，闹出动静把那个日本兵的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来，护士这才带着情报脱了身。     几天以后，日本特务扑向沪西纱厂，地下人员和联络站早就撤得干干净净，一个人都没抓着。     情报是送出去了，可郑文道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     特务们大概是起了疑心，审讯变本加厉，他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快撑不住了。     1942年8月12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看守稍微打了个盹。     郑文道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从病床上翻下来，爬到窗边，从四楼病房的窗户跳了出去。这一年他28岁。     郑文道从被捕到牺牲，前后不到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他跳了一次车，写了一份血书，最后又跳了一次楼。     两次跳下去，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让还没暴露的同志活着，让日本特务什么都捞不着。     他最早跟中西功搭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我将一死了之。”     这句话，他每一个字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