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打仗不行”这种说法，最早来自苏联教官的偏见。 1925年，朱德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附近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担任学员队长。 在一次课堂上，苏联教官向学员们提出“回国后如何打仗”的问题，朱德结合自己在滇军带兵和南昌起义后转战的思考，给出了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回答：“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这位苏联教官听完直摇头，认为朱德不敢与敌人正面决战、显得“太懦弱”，当场给了他一个差评的成绩。 后来，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机械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经验，排斥朱德，指责他打仗“不正规”，“过时了”。 还有一种偏颇的看法，认为朱德打的是乱仗，没有章法。 事实上，只要翻开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册，就会发现，朱德不仅会打仗，而且是一位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在重大战役中展现出卓越指挥才能的军事家。 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南下部队在潮汕遭遇失败，队伍溃散，人心惶惶，许多人提出了离队的要求。 正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朱德在三河坝导演了一出惊天动地的阻击战。 当年10月，他率领三千余人在广东大埔的三河坝，面对国民党钱大钧部两万多人的猛烈进攻，硬是凭险固守了三天三夜。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斗，而是一次以命相搏的掩护——为主力部队南下争取时间。 阵地上的枪声几乎没断过，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就和冲上来的敌人拼刺刀。 第七十五团第三营两百多人奉命留守笔枝尾山，营长蔡晴川带着战士们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埋好机枪，上好刺刀，冲出堑壕与敌人展开肉搏，最后全营壮烈牺牲。 当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开始撤退时，朱德没有只顾自己先走，而是采用了“次第掩护，逐步撤退”的战术，让队伍一层一层地往后撤，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实力。 开国上将萧克后来评价说：“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井冈山会师”。 这句话的分量，足以说明这一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 三河坝之后，朱德的指挥才能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 1928年1月，他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到湘南，这时他没有选择硬碰硬地强攻，而是用了一招极其巧妙的“智取”。 他让当地出身豪门的共产党员胡少海，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〇团副团长的身份，大摇大摆地带着先遣队开进宜章县城，稳住当地官员士绅。 然后胡少海以“宴请桑梓父老”为名，给县长和那些反动头目都发了请柬，等这些人齐聚在县参议会的明伦堂里觥筹交错时，朱德在席间将酒杯一摔，埋伏的起义军一拥而入，当场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与此同时，陈毅、王尔琢指挥部队解决了团防局和警察局，俘虏了四百多人。 这一仗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随后在坪石一战中，朱德又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击溃了许克祥的独立第三师，工农革命军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 湘南起义席卷十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后来井冈山会师铺平了道路。 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朱德的指挥才能再次得到证明。 当时王明的“左”倾错误已经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朱德和周恩来一起，仍然指挥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1933年2月，面对蒋介石调集的五十万大军，朱德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先发制人”的命令去强攻南丰，而是果断改变作战方针，采取大兵团伏击的战法，在黄陂、草台岗一带设下埋伏，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俘获近万人。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连国民党将领陈诚都不得不承认失败。 如果没有朱德的果断决策和灵活指挥，在毛泽东被排挤的情况下，第四次反“围剿”很难取得那样的胜利。 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更能看出朱德身先士卒的勇将本色。 1935年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郭勋祺部激战，由于情报有误，原本以为打的是四个团，结果对方是六个团一万多人，战斗陷入僵局。 紧要关头，朱德提出亲自到前线指挥。 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犹豫不决。 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毛泽东思量再三，最终同意了，并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夹道为他送行。 朱德亲临一线坐镇指挥，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猛打猛冲，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遏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势头。 第二天凌晨，红军开始撤离土城、一渡赤水时，刘湘的“模范师”又向阵地压上来，朱德手提驳壳枪，亲临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在场的同志们都担心他的安全，几次劝他赶快撤下去，他都不为所动，只是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 朱德打仗的风格，不是那种坐在后方指手画脚的“纸上谈兵”。 他既能在三河坝以三千人对两万人打出惊天动地的阻击战，又能在湘南以智取巧胜轻松拿下宜章，更能在土城亲临火线提枪上阵。 从三河坝到井冈山，从湘南到赣南，从长征路上的土城，朱德指挥过的仗，每一场都是硬仗，每一场都打得有声有色。 那些说他“打仗不行”的人，大概是不了解这些战例，或者根本不知道在中国革命的战场上，朱德曾经扮演过怎样不可替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