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笑他是疯子，他却在死前悲鸣：我这一走，华夏连魂都没了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的消息传到江南，一个中年文人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三天没出来，出来的时候，满嘴是泡，眼睛通红。他叫章文启，南京国子监的监生，那年才三十七岁。邻居们隔着院墙听见他在里头又哭又笑，一会儿拍桌子骂娘，一会儿对着墙磕头，都摇头说这人疯了。 章文启打小就是个书呆子。他爹是南京城里开私塾的秀才，家里穷得叮当响，可藏书不少。这孩子五岁认字，七岁就能把《论语》倒背如流，十二岁那年他爹让他参加县试，他不去，说“考那些八股文有啥用，写出来都是废话”。他爹气得拿戒尺抽他手心，他咬着牙一声不吭，打完接着看书。后来他爹没了，他一个人守着那一屋子旧书过日子，饿了就啃冷馒头，渴了就喝井水，有时候看书看得入了迷，三天不洗脸是常事。 街坊邻居都拿他当笑话。你说这人，不种地不做买卖，连个媳妇都不娶，成天抱着那些破书啃，能啃出个啥名堂？有人问他：“你天天读这些书，能当饭吃吗？”章文启抬起头，慢吞吞地说：“书不能当饭吃，可不读书，人跟牲口有啥区别？”这话传出去，笑话他的人更多了。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病？读书读出个啥来？ 可章文启不管这些。他这人有个毛病，认死理。他觉得做人就得有个做人的样子，读书人更得有读书人的骨气。他在国子监念书那会儿，有个同学家里有钱，请先生们吃饭喝酒拉关系，想弄个举人功名。章文启知道了，当着全班人的面说：“你要靠这个换功名，我瞧不起你。”把那同学气得够呛，可又拿他没办法。 崇祯十五年，朝廷在南京招兵，说要抵抗清兵。章文启二话不说报了名，那年他三十九岁，瘦得跟竹竿似的，连弓都拉不开。管事的嫌他年纪大，说你这体格上战场不是送死吗？他不乐意了，说：“我读了一辈子书，书里写的就是精忠报国。现在国难当头，你让我缩在家里，我这书不是白读了吗？”管事的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最后让他去管粮草。 北京城破的消息传来那天，章文启正蹲在院子里补衣服。听到消息，手一抖，针扎进手指头，血珠子冒出来，他愣是没觉着疼。他跌跌撞撞跑出去，街上已经乱成一团了，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忙着收拾细软往南跑。章文启站在街当中，突然就笑了，笑着笑着眼泪下来了，蹲在地上抱着脑袋嚎啕大哭。 邻居们以为他疯了。打那以后，他更怪了。天天穿一身白衣服，头上扎着白布条，说是给皇上戴孝。有人劝他别这样，大清的人已经进城了，你这要是传出去，命都保不住。章文启脖子一梗，说：“我生是大明的人，死是大明的鬼。要杀就杀，我怕死就不读圣贤书。” 后来清兵南下，南京也保不住了。章文启那几天跟疯了一样，到处找那些读书人，劝他们别跑，说“国都没了，你们往哪儿跑？跑哪儿不都是亡国奴？”可没人听他的。当官的跑了，有钱的跑了，就连他那些一起读书的同窗，也一个个收拾行李往南边去了。章文启站在南京城门口，看着拖家带口往外逃的人，嘴里念叨着：“走了，都走了，读书人也走了，这华夏连个记事儿的人都没了。” 他有个老朋友临走前来劝他，说你也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章文启摇头，说我不走，我得在这儿守着。老朋友急得直跺脚，说你就一个穷书生，守什么守？章文启指指自己脑袋，说守这个。书烧了可以再印，人跑了可以再回来，可骨气要是丢了，那就真没了。 没过多久，清兵进了南京城。章文启被抓了，罪名是“抗命不降”。审他的清军将领问他，你一个穷秀才，跟朝廷较什么劲？章文启抬头看了他一眼，说：“我不是跟你们较劲，我是跟自己较劲。我读了四十年书，书里教的就两个字：气节。我要是降了，我这四十年就白活了。” 临刑那天，他穿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刽子手催他快点走，他反倒走得稳稳当当的，一边走一边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念完又补了一句：“我这一走，华夏连魂都没了。”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有人眼圈红了，有人别过头去不忍看。 章文启这个人，一辈子没当过官，没立过功，没写过啥流传千古的文章。放在平常，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迂腐、固执、不近人情，谁见了他都想笑话两句。可他这样的人，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候，扛起了最重的东西。他不图名不图利，就图一个心安。 那首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他念了一辈子。他觉得人活一世，就该像文天祥那样，该站着的时候绝不跪着。他这一辈子，没啥大出息，可他对得起自己读的那些书。他用自己的命，给“气节”这俩字做了个注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