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张桂梅遇到一个麻烦事：眼看马上开学了，可女高却还缺个数学老师，就在她愁眉苦脸时，来了个应聘者，可张桂梅一看来人，就变了脸色，连连摇头：“不行！你都考上编制了再回来，这不是自毁前途吗！” 主要信源：（中国青年网——“我想成为像张桂梅一样的老师”） 2015年夏天，华坪女子高中的开学铃声即将敲响，但校长张桂梅的眉头却紧锁着：数学老师的岗位依然空缺。 这所大山深处的学校，从来都难以留住人才。 正当她望着空荡荡的教师名单出神时，一个清瘦的身影轻轻推开了办公室的木门。 来人是周云丽，她曾经的学生，去年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甚至已经考上了县里一所中学的正式编制。 姑娘开口说明来意，她想回母校当老师。 张桂梅愣了一下，随即脸色沉下来，手在空中用力地摆了摆： “胡闹！你拼了命才考出去的编制，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回这山里当代课老师？不行，我不同意。” 然而张桂梅不明白，有些鸟儿飞出去，不是为了永远离开，而是为了学会如何更好地归来。 周云丽就是这样的鸟儿。 她的童年记忆里，是云南大山深处灰扑扑的土墙，是残疾父亲一瘸一拐种地的背影。 一岁没了母亲，六岁那年一场高烧夺走了她右眼的健康。 村里人都摇头叹息，说这女娃命苦。 但她的父亲，那位沉默的庄稼汉，却有个石头般坚硬的念头： 就算把家当卖光，也得让两个女儿读书。 在那些看不到未来的日子里，书本上的字句成了照进裂缝的唯一光亮。 2008年秋天，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在张桂梅的奔走下终于建成。 那年九月，周云丽和姐姐跟着父亲，走了不知多少里山路，终于站在一栋简陋的教学楼前。 那天在宿舍，周云丽在床头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纸条时，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 十六年来，她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位置。 那时的学校，只有一栋楼，没有食堂，没有像样的厕所，操场是黄土压实的，风一吹就扬起漫天沙尘。 但这里有一样外面没有的东西： 每天早上五点半，张桂梅的喇叭会准时响起，那声“姑娘们，起床了”穿透晨雾，和着校园里嘹亮的红歌，成了周云丽青春里最鲜活的背景音。 在这里，她学到的不仅仅是数学公式和文言文，更是一种近乎固执的信念：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 四年后的夏天，周云丽把云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轻轻放在张桂梅的办公桌上。 张桂梅戴上老花镜，把那张纸凑到眼前，看了很久，久到一滴泪砸在录取通知书上，晕开了墨迹。 在所有人看来，故事到这里应该圆满了： 深山里的残疾女孩，靠读书改变了命运，拿到了铁饭碗，成了家族的骄傲。 周云丽自己也这么认为，直到他听说了华坪女高缺数学老师的消息。 她想起那些在煤油灯下熬夜做题的夜晚，想起老校长忍着关节痛在楼道里巡视的身影，想起更多像她当年一样，睁着惶恐又渴望的眼睛望着黑板的山里妹妹。 几乎没有犹豫，她做出了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放弃县城的编制，回到华坪女高，做一名每月只有两千块收入的代课老师。 父亲第一次对她发了火，亲戚说她读书读傻了，朋友觉得她不可理喻。 面对张桂梅最初的坚决反对，这个平日里温顺的姑娘却异常固执： “张老师，我不是要走回头路。我是想沿着您铺的路，继续往前铺。您教会我们飞出去，现在我想帮后面的妹妹们，飞得更容易些。” 张桂梅愣住了，她看着眼前这个目光清澈的姑娘，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努力把孩子们推出大山，却忘了有些孩子，是想带着大山一起向前走。 回到学校的日子比想象中更艰难。 那点微薄的工资，在县城租个单间都勉强。 周云丽索性搬回当年的学生宿舍，房间和读书时一样简陋：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放满教案的书架。 有次同学聚会，大家谈论着城里的房子、新买的车子，她兴致勃勃地说起班上有个女孩解出了特别难的数学题。 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只是笑，眼里有光。 对她来说，这不是牺牲，是回家。 一年后，她通过考试成了正式教师。 站在讲台上，她从“张老师的学生”变成了“周老师”。 如今，张桂梅校长的身体越来越差，上下楼都需要人搀扶，但手里那个小喇叭从没放下过。 周云丽有时会想，等老校长真的走不动了，这所学校会怎样？ 然后她看看办公室窗外，那些在晨光中奔跑的年轻身影，又觉得踏实。 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两千多个姑娘，散落在全国各地，她们中有的成了医生，有的当了警察，而像她这样选择回来的，正越来越多。 她们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飞出大山”的意义： 飞出去，不是为了永远离开，而是为了有能力改变起飞的地方。 教育的真正胜利，或许就在于此它让离开的人有了回来的能力和勇气，让一座又一座大山，因为曾经飞出的鸟儿，慢慢改变了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