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12日晚9时许，郑州市中原公安分局建设路派出所的三名民警，按照部署来到二七区绿城花园24号楼1单元14号。 这是一次看似平常的入户排查，但门锁的细节让民警瞬间警觉起来：这户人家室内三个房门安装的都是“灵贵”牌榉木球形门锁，与“1999·3·3”交通路建行储蓄所抢劫案现场遗留的“灵贵”牌锁盒系同一品牌。 因为有嫌疑，按照程序，民警随即将屋中自称张书海的男子带回中原分局询问，询问过程中虽然没有发现其他明显破绽，但民警并未就此放过——他们提取了张书海的指纹，随后将他放行回家。 此时，张书海并未意识到，他在“12·9”大案现场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即将把他推向法网的终点。 2000年12月9日下午4时50分，张书海与同伙在银基商贸城广发银行分理处实施抢劫时，他亲手引爆了自制的爆炸装置，翻入柜台，将208万元现金装入编织袋。 混乱中，他的指纹留在了银行柜面上——这个痕迹在案发后被技术人员完整提取，成为关键物证。 6月13日凌晨3时，技术员吴国涛经过数小时的仔细比对，认定张书海的指纹与“12·9”大案现场所留指纹特征完全吻合。 郑州市公安局立即组织抓捕，张书海察觉到异样，虽然提前一步，潜逃回了平顶山叶县老家，但最终还是毫无悬念的落网了。 到案后，这个在三次银行抢劫中从未失手的悍匪，所供述的内容始终带有一种复杂的狡黠。 他痛快地交代了“12·9”广发银行劫案的细节：他亲手引爆了自制的爆炸装置，在防弹玻璃上炸开一个洞，再用铁锤砸碎，随后张世镜与乔红军翻入柜台，将208万元现金装入编织袋。 逃跑途中，他开枪打死了银基商贸城保卫处副处长常玉杰，只因为对方试图阻拦——他说那声枪响是为了“开路”。 但随着审讯的深入，这个家族式犯罪团伙的更多秘密被逐一揭开。 张书海供认，此前发生在1997年11月19日的淮河路电信营业厅抢劫案和1999年3月3日的交通路建行储蓄所抢劫案，均系他所为。 然而，张书海接下来的供述却呈现出一种令人玩味的分裂。 他对自己的领导作用毫不避讳，甚至带着某种近乎炫耀的坦诚，但一涉及家人，便开始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切割”。他拼命为妹妹张玉萍和儿子张洪超开脱，坚称他们并未参与预谋，只是在行动中承担了些许“不知情”的辅助角色。 他说自己做1999年“3·3”案件时从未和妹妹商量过，她只是在事后“听到一句半句”，之所以给她5000块钱，是因为以前盖房借过她的钱，是在还债。 对于自己在侦查阶段供认妹妹参与预谋的口供，他轻描淡写地解释为“当时昏了头”。这种试图“舍帅保卒”的伎俩，在庭审中被公诉人出示的证据一一击碎——证据链条清晰地显示，从1996年抢劫李全国家开始，张玉萍便负责踩点、拦截出租车甚至亲手将铁锤送到现场；而他的儿子张洪超，这位河南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的大学生，不仅参与了每一次踩点和抢劫，还利用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帮助父亲分析警方的侦破套路，甚至在被父亲拉入伙时，只说了一句：“您要是看准了，咱就干一回。” 在当年以及后来相当长时间内，这个以血缘为纽带，以张书海为首的犯罪团伙，一度被外界贴上了“高智商犯罪”的标签。 猛一看，的确如此，团伙六名主要成员中，张洪超就读于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张世镜和乔红军都是郑州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三个大学生加上张书海这个退伍侦察兵，这样的组合确实比一般的街头劫匪多了几分“技术含量”。 他们懂得用化名去银行踩点，会研究警方破案的套路，作案时间严格控制在五分钟之内，撤退路线经过反复推演，甚至连赃款的消费都刻意低调——张书海每次回叶县老家，都故意穿得破破烂烂，抽两块钱一包的“许昌”烟，步行十几里路进村，始终给乡邻留下一直很穷的印象。 但如果仔细审视这所谓的“高智商”，便会发现其底色不过是一种被贪婪驱动的精于算计，而非真正的智慧。 团伙内部从第一次抢劫便各怀鬼胎：张书海从李全国家抢到一个装有1万元的黑提包，对同伙只字不提；同伙张小马从受害者身上搜到几百元，同样悄悄揣进自己腰包。 1997年抢劫电信营业厅抢得37万余元后，张书海又玩了一手“偷梁换柱”，用零钱替换百元大钞，只分给张世镜和张小马各1.6万元，还假意宽慰说“只抢了8万，大家平分”。 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在很多时候更是显得可笑而原始。 张书海每次作案前都要烧香拜佛、喝酒摔碗，寄望于神明保佑；他在“12·9”案件中使用的爆炸装置，导火索竟然与自家留存的一模一样；现场遗留的“灵贵”牌锁盒，和他家里的锁具品牌相同；抢劫得手后，他将猎枪和大量赃款藏匿于家中，仿佛只要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就能永远躲过追查。 张书海之所以有这种“自以为很聪明”的愚蠢，跟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他的身上有侦察兵的训练痕迹，却又始终囿于农民式的侥幸心理。 所谓“高智商”，其实是一种表象。 三次抢银行未失手，完全是“狗屎”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