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主要信源：（人民网——1967年10月17日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逝世） 1967年深秋，北京城里的树叶开始泛黄飘落。 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完了他六十二年的人生。 消息传出，他的家人聚在一起，脸上除了悲伤，更多的是不知所措的茫然。 该怎样安葬这位特殊的人物？ 是遵循旧日皇家的礼制，还是按照新时代平民的简朴规矩？ 他们拿不定主意，只好把这个问题报了上去。 最终，请示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周总理的回复明确而温和： 尊重爱新觉罗家族的习惯，由家人商议决定，国家会给予配合。 回看溥仪的人生轨迹，就像一部被命运之手反复涂抹的传奇。 三岁时，他在懵懂中被抱上太和殿的龙椅，成了紫禁城里的“小皇帝”，耳边充斥着“万岁”的呼声，眼里却只有宫墙四角的天空。 六岁退位，大清朝近三百年的国运，在他幼小的肩头无声滑落。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他或许只是个身世显赫的落魄贵族。 但历史没让他安生。 十二岁那年，军阀张勋带兵闯进紫禁城，又把他架上了宝座，上演了一场仅持续十二天的复辟闹剧。 成年后，心中那份不切实际的“光复祖业”的执念，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最终将他引向歧途。 在日本人的扶植下，他远赴东北，成了“伪满洲国”的傀儡元首，这也成为他一生都难以摆脱的政治泥潭。 1945年，日本战败，溥仪的皇帝梦彻底破碎。 他从伪满的宫殿，跌进了战犯管理所的高墙。 正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位曾经的“万岁爷”，才开始从头学习如何做一个普通人。 他后来学着种菜，手脚笨拙却认真；又主动申请到医务室帮忙，竟也学会了量血压、做热敷。 1959年，一份特赦令改变了溥仪的命运。 当他在管理所听到自己名字时，几乎不敢相信，泪水模糊了视线。 他接过那张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的文件，回到了北京。 新生活伴随着新问题，首先是工作。 后来，他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半天照料花草，半天读书学习。 这位曾经的皇帝，开始俯身泥土，感受植物生长的宁静与力量。 国家领导人对他的关怀细致而具体。 毛泽东主席曾在家中请他吃饭，席间风趣地说： “你曾是我的‘顶头上司’嘛。” 得知他收入有限，主席还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部分补贴他的生活。 他的个人问题也备受关切。 在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关心下，溥仪与护士李淑贤组建了家庭。 新婚之初难免摩擦，妻子抱怨他几乎不懂家务，周总理得知后，把两人请去，既叮嘱溥仪要尽快学会生活，也劝李淑贤多体谅丈夫的“历史欠账”。 1964年，溥仪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视此为无上荣光。 同年，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出版，其间的忏悔与坦诚，引发了广泛回响。 然而，长年的身心动荡早已透支了他的健康。 尿毒症的诊断如同最终判决，尽管周总理亲自组织最好的医疗力量全力救治，终究未能挽回。 1967年10月17日，溥仪病逝。 于是，便回到了那个最初的问题。 请示送到周总理那里，总理的指示清晰而富于人情味： 由家族商定，国家尊重并协助。 这“尊重”二字，举重若轻。 它没有选择容易却可能失之生硬的“革命化”处理，也没有倒退回旧体制，而是在新社会的框架内，给予一个历史人物及其家族最后的体面与选择权。 家族商议后，决定一切从简： 不设追悼会，仅举行小范围告别，遗体火化。 他的骨灰起初安放在八宝山。 1980年，政协为他补办了追悼会后，骨灰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与众多近代名人并列，这无疑是对其公民身份的最终确认。 故事的尾声在近三十年后。 1995年，溥仪的遗孀李淑贤女士，根据其生前“愿靠近光绪帝陵”的隐约心愿，将骨灰迁至清西陵附近的一处陵园安葬。 那里，与他那位同样命运坎坷的“皇叔”光绪帝的陵寝，仅一墙之隔。 从紫禁城到战犯管理所，从“皇帝”到公民，从八宝山到清西陵旁，这位末代君王的最后轨迹，仿佛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回旋。 他最终没有进入真正的帝陵，但终究长眠在祖陵的边界，这像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像一种命运的安慰。 溥仪的一生，是被巨浪抛起又摔下的坎坷旅程。 而他的最终落幕，却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里，获得了一种平静的尊严。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安息，更象征着一个民族在穿越惊涛骇浪之后，对自身全部历史所呈现出的那种和解、包容与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