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保密局的特务已经把上万名共产党员的处决名单划好了红叉，就等一声令下，结果一个自己人，把这事给搅黄了。 1949年春天，当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快撑不住了，南京城里各种监狱关着不少政治犯。保密局那边按照上头的安排，把关在老虎桥监狱和首都监狱等地方的人员名单整理出来，上万人的名字旁边都用红笔打上叉，准备在政权交替前集体处决掉。 毛人凤负责这块工作，特务系统动作很快，文件锁得严实，就差最终指令一下达就执行。这时候国民党表面上还在搞和谈，代总统李宗仁想释放政治犯来装点门面，争取点舆论支持，可保密局那边阳奉阴违，继续暗中推进处决准备。 杨兆龙当时在国民党司法体系里担任要职，他不是共产党的人，也没有秘密任务在身，但他通过家庭关系接触到释放政治犯的想法。他的妻妹沙轶因是地下党员，当时中共南京市委希望营救在押人员，就通过她联系杨兆龙。 杨兆龙先答应帮忙，后来正式接受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任命。他找到司法行政部部长张知本，两人以前在立法院共事过，张知本是个正派老人，杨兆龙跟他说明情况后，张知本同意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释放政治犯的动议。 行政院经过讨论，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命令司法部执行。张知本拿到决议后，训令最高检察署拟定详细办法，通令全国司法机关释放政治犯。按照宪法规定，这事需要总统签字，杨兆龙就飞到广西面见代总统李宗仁，李宗仁签了字，命令正式下达。 命令发下去后，保密局的特务系统并不买账，他们继续封锁监狱，试图拖延时间按原计划行事。杨兆龙以检察长的身份，用代电方式通告江苏、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的法院和检察院，要求立即执行释放。 南京这边从4月9日开始，各监狱按照司法部门的正式手续办理释放，涉及一百多人，包括中央大学的学生朱成学、华彬清、李飞等。全国范围内，根据各地司法机关上报的数字，总共释放了一万多名政治犯。 这直接打乱了保密局的处决部署，那份画满红叉的名单彻底没了用处。上海那边虽然一度有人阻挠，但后来也释放了三百多人，整个行动靠合法程序完成，没有超出司法职权。 杨兆龙推动这件事，完全是通过国民党内部的法律渠道和政治规则。他先说服张知本在行政院过决议，再让李宗仁签字，最后以检察署名义通令执行。整个过程没有超出他当时的职位范围，也符合当时李宗仁推动和谈的公开姿态。 这么做让上万名在押人员避开了处决风险，南京解放前夕的这场潜在血案就这样被阻止了。南京解放后，杨兆龙选择留在大陆，继续在高校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后来担任东吴法学院院长等职务，于1979年在浙江海宁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