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纪登奎的辞职申请获批后，他搬离了原来的住所，没想到，搬到新家后的一天，他在看电视新闻时，竟然大发雷霆！   1980年，57岁的纪登奎递交辞职申请，中央批准后，他没有丝毫留恋，迅速搬离中南海的住所，住进了北京一座普通的四合院，本以为能过上平静日子，可刚搬进去没几天，他就因为一则电视新闻大发雷霆，那声怒吼，让身边人都为之动容。 那天黄昏，纪登奎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屏幕上播放着某地官员出入高档会所的内部参考报道，豪华的吊灯、堆积如山的山珍海味，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猛地一拍桌子，茶杯都被震得晃动，茶水溅出，愤怒的声音在冷清的四合院里回荡。 没人觉得意外，因为了解纪登奎的人都知道，这股怒火，是他刻进骨子里的纪律洁癖被触碰后的必然爆发。 纪登奎的这份坚守，源于他苦难的童年和革命岁月的洗礼，1923年纪登奎出生在山西武乡的小山沟，土坯房漏雨，父亲一年辛劳也换不来过年的白面馍，14岁那年，纪登奎瞒着家人加入八路军，太行山上的枪林弹雨里，他背着伤员转移，战友牺牲前那句让乡亲们能过口好日子，成了他一生的信念。 从基层一步步走来，纪登奎始终把百姓放在心上，26岁任河南县委书记，28岁当许昌地委书记，他骑着破自行车跑遍全县，几百个村支书的长相、村里的旱井和驴的数量，他都烂熟于心。 1951年，毛主席专列途经河南，点名见纪登奎，他不用稿子，把基层情况说得清清楚楚，毛主席高兴地称他为老朋友，这三个字既是认可，更是他一生恪守的道德准则。 后来纪登奎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权力大了日子却依旧清贫，他工资三百出头，中南海的房子每月租金150元，占了工资近一半，他多次跟房管部门反映，觉得租金太贵，干部不能离老百姓太远，最终他主动申请搬到需要自己拢煤炉的四合院，辞退警卫和厨子，自己买菜、劈柴、扫地，日子过得简单却踏实。 纪登奎不是刻意装穷，而是真的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很重，出差时他坚持和大家挤一个软卧包厢，多出来的车票一律不报，办公时纸张双面用，铅笔头短得握不住还接着削，食堂吃饭，碗里不留一粒米，荤菜常常夹给年轻人，他总说省下来的钱，能给百姓买多少农药和种子。 1978年，安徽凤阳农民搞包产到户，消息传到北京，很多人不敢表态，纪登奎却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对秘书说：只要老百姓肚子能填饱，这官当不当，哪天坐不坐牢，都不重要，在他心里百姓的温饱，永远比个人的仕途更重要。 1980年辞职纪登奎同样没有丝毫犹豫，宋任穷找他谈话，说明中央考虑干部新老交替，需要调整班子，他只说了八个字：我服从中央安排，随后主动递交辞呈，从副总理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部级研究员，他的身份变了，但心系百姓、痛恨不正之风的初心从未改变。 所以当纪登奎在电视上看到干部奢靡享乐的画面时，才会如此愤怒，那声怒吼，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对背离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不良风气的痛斥，那些豪华会所、山珍海味，在他眼里，就是对牺牲战友的辜负，是对百姓信任的践踏。 辞职后的纪登奎没有闲下来，他经常深入农村调研，为农村改革发展建言献策，还计划写两本书，记录自己的工作经历和人生感悟。可惜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没能完成写书的心愿。 纪登奎的一生，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和平时期的廉洁奉公，再到辞职后的默默奉献，始终坚守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他用一生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承诺，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公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