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里面,一个叫袁庆荣的军官,被授予解放军大校军衔。当然,袁庆荣这个大校军衔很特殊:因为在这之前,他的身份是中将军衔。不过,他这个中将,是国民党军队的。并且他还在1948年被我军俘虏。 1948年10月的辽西战场,国民党第105军军长袁庆荣被俘的时候,身上穿着件破烂的士兵棉袄,脸上抹着锅底灰,混在溃兵里想蒙混过关。可他那个身材太高了,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在一群矮小的士兵里头鹤立鸡群,解放军战士一眼就把他揪出来了。被认出来的时候,他反倒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我是袁庆荣,105军军长。”那一年他四十岁,正是带兵打仗最好的年纪。三年后,他站在解放军大校的授衔仪式上,穿上了另一身军装。这个弯,他转得比谁都大。 袁庆荣是河北河间人,1908年生,家里穷,十几岁就跑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他打仗不要命,从士兵一路干到团长。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倒了,他跟着傅作义,从此成了傅作义手下最能打的将领之一。抗战的时候他守包头、打五原,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干过,不是那种光会画地图的军官。傅作义对他好,送他到陆军大学深造,回来就升了军长。他这人有个毛病——嘴笨,不会跟人套近乎,在国民党那边混了二十年,同学同乡都升上去了,他还是个军长。傅作义说他“能打仗,不会做人”,这话说得不假。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到最要紧的关头,蒋介石把傅作义的精锐部队调去支援锦州,袁庆荣的105军也在里头。他带着部队从秦皇岛登陆,往锦州方向赶。走到半路,锦州已经丢了,侯镜如让他退回来守塔山。塔山那地方,后来谁都知道了——东北野战军四个纵队加一个炮师,打了六天六夜,硬是把侯镜如的东进兵团堵在塔山外面。袁庆荣的105军在塔山打了三天,部队打残了,退下来的时候乱成一锅粥。他被俘那天,身边只剩一个警卫员,两个人混在乱军里往南跑,跑到一个小村子,被解放军堵住了。 被俘以后,袁庆荣被送到东北军区政治部学习班。他一开始想不通,觉得自己是傅作义的兵,傅作义还没投降,他凭什么投降?学习班的人让他写材料,他憋了三天写不出来。不是没东西写,是不知道从哪儿写起。后来有个教员找他谈话,说老袁,你给国民党打了半辈子仗,可你也给中国人打了八年日本鬼子,谁对不起谁,你心里没数吗?他坐在炕沿上,低着头想了半天,说了一句:“我对不起傅长官。”教员说,你不是对不起傅作义,你是对不起那些跟着你从塔山退下来的兵。 这话戳到他心窝子里了。他在学习班待了两年,1950年冬天,他主动要求去解放军军事学院当教员。刘伯承亲自跟他谈话,说你来教什么?他说,我教战术,教国民党怎么打,教我们以后怎么破。刘伯承笑了,说行,你来讲课。1951年,他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战术教员,教的学生全是解放军的中高级干部。头一回上课,底下坐着的人有好几个是他在塔山对面的对手。他在讲台上站了十分钟,嘴张了好几次,一个字没说出来。底下有人喊:“袁教员,你当年在塔山打得不错,讲讲呗!”他愣了一下,说了一句:“打得好有什么用?打输了。”底下哄堂大笑。那堂课,他讲的是塔山阻击战的国民党军视角,讲完以后,底下有人鼓掌,有人说老袁这个人,实在。 1955年授衔的时候,组织上给他评了个大校。有人不服气,说他一个俘虏兵,凭啥授大校?政治部的人把材料拍在桌上:八年抗战,他打过包头的日军、打过五原的日军,身上三处枪伤,有两处是跟日本人打仗留下的。他在军事学院教了四年课,写的教材摞起来比桌子还高。评衔的干部说,国民党那边他是中将,咱们这边给他大校,不是降他,是信他。袁庆荣听说了,没吭声,把大校军装穿得整整齐齐,胸前的勋章擦得锃亮。他后来跟人说,那个大校军衔,比他在国民党那边当的中将,重多了。 1964年他退了休,回河北老家养老。村里人知道他在外边当过官,可不知道他当的什么官。有人问他,说你到底给谁当过兵?他说,我给中国人当过兵。1983年,袁庆荣在河间老家去世,七十五岁。他死的时候,身边没什么遗物,就一个旧皮箱,里头装着一本军事学院发的教材、几枚勋章、一张1955年授衔的合影照片。照片上他站在后排,个子最高,笑得最憨。 他这辈子,跟着冯玉祥扛过枪,跟着傅作义打过日本人,在塔山跟解放军拼过命,最后在南京军事学院的讲台上,把半辈子的本事教给了对手。有人说他是墙头草,有人说他是识时务。可他自己说,我不是墙头草,我是打了半辈子仗,打明白了——枪该朝哪个方向开,心里得有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