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侦察股长凌少农，私下向日本人购买布料，对方说：“你看起来像军人？”凌少农回道：“没错，我就是新四军！”原以为，凌少农会被日本人出卖，没想到顺利完成交易。 那年夏天，苏北根据地的日子不好过。日军搞“三光”政策不算完，还卡死了所有物资进出的通道。独立旅的战士们夏装勉强凑合了，可眼瞅着天一天比一天凉，冬衣连个影子都没有。旅部几个领导急得团团转，坐在油灯下合计来合计去，最后盯上了地里的麦子——今年收成还行，能不能拿麦子跟敌占区换布？ 这任务最后落到了凌少农头上。他是侦察股长，在敌占区摸爬滚打了好几年，新安镇那条街上哪个巷子通哪儿他都门儿清。可这回不是抓舌头、摸情报，是带着几万斤麦子去跟日本人做买卖。供给部蔡部长找他谈话时，凌少农心里直打鼓，但部队几千号人等着过冬，他咬咬牙接了下来。 出发那天晚上，团部的理发员给他理了个时兴的小分头，换上一件黑绒绸大翻领上衣，黄咔叽西式裤子，皮鞋擦得锃亮。他对着脸盆里的水照了照，活脱脱一个跑买卖的小老板。侦察员管銮兴化装成随从，两人骑着自行车，趁着月色直奔新安镇。 他们先绕到龙泉沟，找了地下区委书记臧玉臣。老臧一见面就埋怨：“你怎么不提前来个信？敌人现在可盯着咱们呢！”听凌少农说完来意，老臧琢磨了一会儿，给他姐夫马玉清写了封信。马玉清在新安镇开粮行，是当地有名的士绅，跟日本人那边也能搭上话。 第二天进城，南门口站着两个伪军，旁边还有个歪戴草帽的便衣。凌少农推着自行车大摇大摆往里走，那便衣拦下他们，翻来覆去看了证件，又搜了身，没找出毛病，这才放行。凌少农心里清楚，后面还跟着“尾巴”呢，但面上丝毫不慌，该逛商店逛商店，该问行情问行情。 找到马玉清之后，凌少农把底牌亮了：手上有麦子，想换白洋布。马玉清听完直摇头：“布匹日本人卡得死，一般的布行手里也就几匹十几匹，多了不敢卖，怕被扣上‘资敌’的帽子。倒是麦子，日本人有多少要多少。”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你真要大批量换布，恐怕得直接找日本洋行。” 凌少农咬咬牙：“那就找日本人。” 马玉清出面去跟丰田洋行的经理吉田搭线。回来后他跟凌少农说，吉田对这笔买卖有兴趣，但要当面谈。“这人老奸巨猾，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你可千万留神。” 第二天下午，凌少农跟着马玉清进了丰田洋行。吉田是个矮个子，精明得很，寒暄两句就直奔主题：“你的麦子，有多少？” “五百石。”凌少农伸出五根手指。五百石就是六万斤，这个数字一出口，吉田的眼睛亮了一下。 可紧接着，吉田的眼神变了，盯着凌少农上下打量了好一会儿，突然冒出一句：“你看着不像商人，倒像是军人。”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马玉清脸色都变了。 凌少农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纹丝没动。他迎着吉田的目光，一字一顿地说：“吉田先生，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新四军。” 这话把在场的人都惊住了。吉田愣在那儿，大概没见过这么坦白的。凌少农随即笑了一下，补了一句：“我不跟新四军打交道，能弄到这么多麦子吗？” 吉田到底是个商人。他脑子里转了一圈，想明白了：眼前这人是不是新四军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六万斤麦子。抓了他，自己捞不着什么好处，生意还黄了。不如把买卖做成，麦子到手才是实在的。 “好，谈生意。”吉田拍了拍桌子。 接下来就是讨价还价。价格定了，数量定了，可交货地点卡住了。凌少农要求在龙泉沟——离根据地近，安全。吉田不干，说那边新四军活动频繁，他不敢去。两人僵持不下，马玉清出来打圆场：“要不这样，我在新安镇找三个有头有脸的商人做保，货在龙泉沟交，你看行不行？”吉田琢磨了半天，点了头。 马玉清自己算一个，又找了兴发洋行的钱经理。第三个保人是百货公司的王老板，胆子小，死活不肯。最后还是伪警察局的陈局长出面——这人是新四军安插的内线——几句话把王老板镇住了，乖乖在保状上按了手印。 交易那天，新四军派了一个营接应。两个连化装成便衣，赶着一百多辆大车把麦子送到龙泉沟。另一个连埋伏在附近，防止敌伪或土匪捣乱。吉田倒也守信用，派汽车把布匹送到。两边清点完货物，握了握手，各走各路。 返回根据地的路上，还真遇上了一伙拦路的土匪，二十多个人端着枪要抢货。埋伏的连队包抄上去，一顿收拾，枪全缴了。凌少农摆摆手让他们走人，撂下一句话：“回去告诉你们当家的，想抗日就参加新四军。” 这一年冬天，独立旅的战士们穿上了新棉衣。没人知道这些布匹是怎么来的，只有团部的几个领导清楚——那是他们的侦察股长，穿着一身阔气的衣裳，在日本人面前说出“我是新四军”换回来的。 凌少农后来回忆这事，说当时后背全是冷汗。可那会儿顾不上怕，就想着部队几千号人不能光着膀子过冬。一句话说出去，命就押在桌子上了。好在吉田认的是麦子，不是人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