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钱穆提醒蒋介石，中华民国的首都不能再设在南京了，应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作选择，不然非失败不可。钱穆可不是在搞什么风水玄学，他摆出的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规律。   他指出你翻翻历史书看看，凡是把首都定在南京这种东南地区的政权，基本就两个下场：要么就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撑不了多久；要么就是整个王朝都特别短命。   钱穆认为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它的政治心脏绝不能放在一个安逸、富庶但缺乏战略纵深的地方。   南京虽然号称“虎踞龙盘”，但在现代战争面前，它离海岸线太近，一旦海上出现威胁，国家中枢就直接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连个缓冲的余地都没有。   定都于此整个国家的精英和资源都会向东南倾斜，国家的锐气和进取心就会被江南的温柔富贵消磨殆尽，形成“头重脚轻”的失衡局面，广阔的北方和西部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钱穆的观点是一种“逆向思维”，他主张，首都应该设在“冷的地方”，比如西安。   把政治中心放在西北，就像一个强大的引擎，可以把人才、资金、技术这些宝贵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待开发的内陆，这才能真正实现东西平衡，重振汉唐那种雄踞大陆的磅礴气势。   民国元老章太炎早就警告过，定都南京有五大坏处，会让国家南北失衡，就连二战时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一个老外，都看出了门道。   他从新疆入境中国就感慨说中国的“正门”在西北，而东南沿海那些通商口岸，不过是列强用来吸血的“侧门”。   可惜这些金玉良言，蒋介石一句也没听进去，南京是孙中山先生选定的首都，中山陵也在这里，还都南京，对他来说是继承总理遗志的最好证明，是向天下宣告自己正统地位的最强音。   江浙地区是国民党政权和江浙财阀的钱袋子和权力大本营，定都南京，最方便他控制这块核心地盘。   于是，1946年，国民政府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还都大典，那一刻，站在中山陵前的蒋介石，或许感觉自己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然而历史的走向，却以一种残酷的方式，验证了钱穆的预言，还都南京后，国民政府的战略视野被牢牢锁定在东南一隅，对瞬息万变的北方战局越来越力不从心。   整个政权沉浸在收复失地的虚假繁荣里，彻底失去了经略天下、逐鹿中原的雄心和能力。   仅仅三年时间，解放战争的炮火就打到了长江边，南京城危在旦夕，毫无战略回旋空间，最终土崩瓦解。   1949年，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也面临着定都这个重大抉择，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地选择了北京。   这个选择可以说是一次堪称伟大的“历史纠偏”，他们看中的，绝不仅仅是北京的古都地位，而是其无可替代的战略格局。   定都北京是真正的“天子守国门”，背靠富饶的东北工业基地，面向广阔的华北平原，辐射整个北方和内陆，将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完美结合，展现了掌控全国、面向未来的宏大视野。 信源：澎湃新闻 北京vs.南京:民国建都论争中的“双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