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1975年，中南海一张办公桌上，毛泽东随手拿起毛笔，在陈永贵的报告上写下七个字“钓鱼台可没有鱼钓”这七个字，决定了一个农民副总理的命运转折，陈永贵是山西昔阳人，42岁才在扫盲班认识几个字。
 
1953年，大寨精神全国打响，他成了劳模，1964年进了北京，坐在毛主席生日宴的小饭厅里，旁边是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1967年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庄稼汉，一步步走进了权力的核心。
 
1974年，他升任副总理，管理7亿农民，先住京西宾馆，后来调到钓鱼台国宾馆，原皇家园林改造，高墙深院，普通人根本进不去，结果他发现，这楼住着比种地还累，钓鱼台的地毯厚得能把声音吞掉。
 
人来人往却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陈永贵是个爱热闹的人，村里和乡亲聊到半夜都不嫌烦，现在一个人独占一栋楼，闷得慌时只能躲在屋里抽烟，有次中午催他去学习，他直接拍了桌子：“天天不是开会就是学习，啥正事都没干”。
 
他后来说：“我没什么文化，就是个农民，坐办公室批文件根本不懂，坐也坐不住，站也不对”。
 
1975年，事情起了波澜，一次会议上，他因农民身份被人训斥，心里憋屈，跟许世友吐槽了几句，许世友这个直性子，直接把话捅到了毛泽东那里，深夜，周恩来找他谈话：“以后说话做事要谨慎。
 
政治敏感度得提升，”这话让他冷汗直冒，他意识到，住在钓鱼台不仅是脱离群众，更是被架在政治漩涡的中心，稍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
 
1975年1月到4月，他借着去山西考察和出国访问的机会，在外面整整跑了四个月，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随后，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提出两点：一是搬出钓鱼台，二是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办公，三分之一下去调研，三分之一回基层劳动。
 
信递上去后，毛泽东召见了他，陈永贵因为之前的风波心里发慌，故意缩在角落的沙发里，没想到毛泽东主动招手让他坐近，手里正拿着那封信，毛泽东没批他的“逃跑主义”。
 
反而当场表扬：“陈永贵同志的建议好，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然后在那份报告上写下“钓鱼台可没有鱼钓”。
 
这句话太绝了，既把国宾馆高高在上的神圣感拆得稀巴烂，又点明了陈永贵骨子里的农民属性，鱼得活在水里，摆在案台上就成了标本，不是干革命的，毛泽东随后问住在这里的其他干部。
 
“陈永贵都走了，你们有什么打算”结果谁都不想搬，有几个跟他有过节的，反而因此坐不住，甚至有人病倒了，有人劝他去探视，他冷冷回了句：“我算什么，只会种地”。
 
搬出来后，他住进一条小胡同，院子挺大，还有乒乓球台，配有专车和警卫，待遇比钓鱼台低了不少，他反倒觉得受宠若惊，觉得已经太高了，他坚持保留农村户口，没把老婆孩子接进北京，出访收到的礼物一件不剩全部上交，他总说不想占国家便宜。
 
那个年代，风云变幻，没人能独善其身，但陈永贵用一次搬离，守住了自己的活法，拒绝成为案台上那条干死的鱼，毛泽东那七个字，既是对他的批准，也是对所有人的拷问：在权力的漩涡里，谁能拒绝成为标本？陈永贵给出了答案。信息来源：新浪新闻——陈永贵搬进搬出钓鱼台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