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年仅25岁的“女流氓”翟曼霞被带到了刑场，而当法警举起步枪准备开枪之际，翟曼霞突然冲天大喊，“我到底有什么罪？我真的就这么该死吗？”砰！随着一声枪响，女子永远的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件事发生在1983年全国严打的大背景下，当时国家刚结束长期动荡，社会秩序还没完全稳定，一些治安问题比较突出，中央于是决定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活动，要求对各类犯罪行为“从重从快”处理，目的是快速稳定社会局面。   而当时刑法里有个“流氓罪”，范围定得很宽，只要是被认为破坏公共秩序、伤风败俗、不讲公德的行为，基本都能往里装，最高还能判死刑，翟曼霞的事，就是在这样的法律和社会环境里发生的。   翟曼霞这个人，在当时算是比较新潮、开放的，她喜欢打扮，烫头发、穿样式大胆的衣服，跟当时大多数人穿的蓝灰布衣完全不一样。   她性格也外向，爱跟人交往，男女朋友都处得多，真正把她推到风口浪尖的，是夏天一次在河里游泳的事，那天天热，她穿着比较暴露的泳衣下水，被岸边的人看见了。   那个年代，别说穿成这样游泳，就是男女一起公开拉手、跳舞，都容易被说三道四，岸边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大多是指责和骂声，说她不要脸、是女流氓，有人当场就跑去派出所报了警。   警察把她带回去问话，她也没隐瞒，很坦然地说自己谈过不少对象，前前后后交往的男性有十几个，在当时人眼里，一个年轻女性跟这么多男性有来往，还不遮不掩，就是严重的道德败坏、流氓行为。   加上她在审讯时态度强硬，不觉得自己有错，还说感情和身体是自己的事，没偷没抢没害人，不该被管，这些话在办案人员和当时的社会观念看来，就是顽固不化、认罪态度恶劣，案子办得很快。   严打期间讲究“从重从快”，程序走得比较急，法院审理时，把她公开穿暴露泳衣游泳、与多名男性交往这些事，都算成流氓罪的情节，认定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特别恶劣。   虽然也有人觉得她只是生活观念超前，没犯死罪，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种声音没用，最终法院以流氓罪判了她死刑。   从被抓到判决，时间很短，家人也想过办法，到处找人、申诉，但都没结果，那个年代，一旦被定为严打典型，改判的可能性极小，她被关在看守所里，也哭过，更多是觉得委屈，不明白自己只是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怎么就犯了死罪。   到了执行那天，她被押到刑场。周围有不少围观的人，大多把她当成反面典型，觉得她罪有应得，她被按着跪下来，等法警准备开枪。   就在那一刻，她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出来，问自己到底有什么罪、真的就这么该死吗，那喊声里满是不解、委屈和绝望，可在当时的现场，没几个人会同情她，喊声刚落，枪声就响了，25岁的生命当场结束。   现在回头看，翟曼霞的行为放在今天，顶多是个人生活方式问题，连违法都算不上。   可在1983年，就成了要判死刑的重罪。关键就在于当时的流氓罪太模糊，什么都能装，再加上严打从重从快的要求，让她成了时代背景下的牺牲品。   后来到1997年，刑法修改，流氓罪被取消，拆成了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制猥亵等更明确的罪名，像翟曼霞这样的案子，再也不会发生。   她临刑前的那两句呐喊，后来一直被人提起，那不是简单的求饶，而是一个人在时代观念和法律的双重重压下，对自身命运的不解与抗争。   她的悲剧，不只是她一个人的事，也反映了特定年代法律、社会观念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成了后来人们反思那段历史、反思法治进步的一个典型例子。